鲁迅的文艺信念及其文学知识的基本结构

纵观鲁迅的一生，他虽然进过水师学堂、矿路学堂、仙台医学专门学校，并通过在这些学校的学习积累了各种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的知识，但作为一位杰出的文学家，在其所积累的各类知识中，最为重要并对其文学创造具有最直接作用的知识，当然应该首推其所积累的文学知识以及与文学相关的其它方面的艺术知识。鲁迅在谈自己当初接受钱玄同的邀请“做一点小说模样东西”的时候曾说：“大约所仰仗的全在先前看过的百来篇外国作品”①，就直接道出了“先前”积累的文学知识对自己后来创作小说——这种属于文学知识创造性活动的直接作用。鲁迅所积累的文艺知识，虽然难以“量化”并进行较为具体的统计，但我们却完全可以根据这些文艺知识对象存在的基本形式和其关涉的主要内容进行归纳。从鲁迅所积累的文艺知识存在的基本形式——时间与空间进行归纳，应该说，在时间上，鲁迅所积累的文艺知识含纳古今；在空间上，鲁迅所积累的文艺知识则跨越中外。当然，作为一位具有非凡的思想能力与艺术能力的伟大作家，鲁迅不仅积累了丰富的文艺知识，也为人类创造了新的文学知识，他所创造的新的文学知识也主要有两大类型，一类属于新的文学创作方面的知识，另一类属于新的文学理论的知识。鲁迅所创造的这些新的文学知识，不仅是中国文学发展史上的瑰宝，具有辉煌而卓越的地位，而且在人类文学发展史上，也有重要的价值与意义。

一、鲁迅关于文艺的基本信念

要研究鲁迅积累和创造了怎样的文学知识，首先就应该研究鲁迅是基于怎样的信念来积累、创造文学知识的，因为，鲁迅关于文艺的信念，是鲁迅汲取古今中外文艺知识和创造新知识的“中介”，它自然也是我们透视鲁迅积累和创造的文艺知识的标准，所以，在论述鲁迅积累和创造的文艺知识之前，我们首先论述这个问题。当然，由于信念与知识具有同构性的关系，即积累或创造了多少知识，一定也有多少相等的信念，而鲁迅积累和创造的知识又是较为丰富多彩的，因此，我们这里也只准备主要论述鲁迅关于文艺本体，特别是关于文艺本质和功能（包括价值）的相关信念。

鲁迅关于文艺的信念，应该说，从鲁迅最早接触文艺作品时就已经出现过，如鲁迅在私塾里读《诗经》，课中和课余时间读《西游记》等中国古代小说并临摹其中的一些插图，观摩绍兴地方戏剧，观赏各种年画等的时候，就已经形成了相应的信念，但我们却不准备论述这一个时期鲁迅关于文艺的信念。其原因主要有两个，一个是最直接的原因，这就是，童年时期的鲁迅，并没有留存下关于文艺信念的只言片语（成年后鲁迅的回忆不能作为依据，因为，回忆中的言语、观点属于成年了的鲁迅，不属于童年鲁迅，自然无法有效而令人信服地反映童年鲁迅关于文艺的信念与观念。同样，别人的回忆录也不能作为依据，因为无法验证其真实性）。于是，有人就要质疑了：既然鲁迅童年时代没有留存关于文艺信念的只言片语，那么，我们如何知道鲁迅在童年时代汲取文艺知识就一定有相关的信念呢？没有信念就不能汲取知识吗？的确，有了知识学上的信念，未必一定能获得相关知识并创造新的知识，但是，没有信念，则一定不可能汲取知识，因为，信念是认知主体汲取知识（更是创造新知识）的先决前提和条件。从认知逻辑上讲，认知主体只有“相信”认知的对象，他才可能获得关于对象的知识，如果认知主体在心理上不相信或不认可认知的对象，那么他就不可能获得关于对象的知识，这是人类认知的规律，鲁迅的认知也只能遵循这样的规律，不可能例外。不过，我们也要明了，信念作为主体认知中的一个重要的结构性要素，有时，它是明确的，即认知者有相关的表达，尤其是言论和形成了文字的表达可以作为依据；有时，它是隐蔽的，即认知者没有任何表达，更没有言论的表达作为依据。对于没有留下言论的认知者，我们如何知道他在汲取知识的过程中也必然“有信念”呢？这只要从知识进行“反推”就可以了，因为，“哲学家们一般认为，知识蕴含信念，除非某人相信某个事情是如此这般，否则他不可能认识这个事情是如此这般”②。如关于《西游记》的知识，鲁迅对其中的人物、故事甚至话语很多年以后还记忆犹新，这就告诉我们，他不仅积累了关于《西游记》的知识，而且，他当初能“记住”这些知识，首先就是因为他“信”了这本书中所提供的这些内容（他如果“不信”，他也就不可能记住），也就是在他当初认知的结构中，首先有了关于《西游记》的信念（这种信念的形成，也许是鲁迅听别人说《西游记》这部小说很好看，于是，他“相信”了人家的说法；也许是他偶然得到了这部小说，在随便阅读的过程中被吸引而“认可”了这是一本好书，总之，是形成了信念），然后才得到了关于其内容的知识，只是他的认知结构中的“信念”要素，在当初他汲取知识的过程中和之后，没有表达，尤其是用文字表达出来罢了。正因为鲁迅在童年时代汲取文艺知识的时候没有明确地表达过自己的信念，所以，我们虽然可以从鲁迅积累了的知识“反推出”他具备了相关的信念，但却无法“推出”他当时关于文艺有一些怎样的信念（如是关于文艺本质的信念，还是关于文艺功能的信念等），更无法断定他的这些信念是一种什么类型的信念（如是原型信念，还是模型信念③），自然也就无法评说他所具有的信念的特点等，这也正是我们这里不论述童年鲁迅关于文艺信念的最主要和直接的原因。另一个原因是，即使我们假设或者在什么地方发现了相关的资料（如鲁迅童年时期读过的文艺作品或其它书籍上，鲁迅写下的与文艺有关的文字，或者是鲁迅当年的作业本上鲁迅留下的与文艺有关的文字等），而这些资料中所留存的文字又的确具备了信念的属性，可以证明这个时期的鲁迅具备了关于文艺的某些信念，即使如此，这个时期鲁迅所形成的关于文艺的这些信念，还不是模型信念，而仅仅只是经验性或非自觉性的信念，如童年时期的鲁迅在私塾读《诗经》，课中和课后读《西游记》等古典小说并临摹其插图，在家里的时候观赏年画等行为的展开，并非是自己认知，特别是理性认知的结果，而是或者听别人说，或者被老师强灌，或者是自己兴趣的触发展开的，在与这些文艺对象接触的过程中，鲁迅虽然“认可”这些对象（即形成了相关的信念）并于不自觉中积累了这些方面的文艺知识，但这种“认可”主要是基于经验或者兴趣而不是自己自觉的理性思考，因此，这个时期的鲁迅即使形成了关于文艺的相关信念，其信念的性质也仅仅属于基于“经验”的原型信念，而不是基于“理性思考”的模型信念。更何况，这样的资料迄今为止并没有被发现，我们即使想论述，也实在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

文章来源：《文艺争鸣》 网址: http://www.wyzmzz.cn/qikandaodu/2021/0113/390.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