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创作与研究者文化身份的焦虑与确认第四届(7)

湖南著名诗人路云因为自己写诗，所以用诗来表达自己的看法，他以我们中国三位诗人“不”的声音，对应西方六位诗人所发出的“是”，回应“焦虑”这一主题。他认为，焦虑在我们的写作，我们的思考中，是一种文化的对抗和渗透，是一种博弈。北岛，张枣，屈原代表中国的诗人，他们三个“不”闪耀了很多东西，包含某种言外之义。葡萄牙的佩索阿、以色列的阿米亥、美国的惠特曼、圣·卢西的亚沃尔科特、印度的泰戈尔、德国的荷尔德林代表西方的六位诗人，他们没有说“不”，他们诗歌中透出的是一种文化上的自信。我们的“不”要摁在什么地方，“不”的按钮要摁成什么，是否要摁成西方六位伟大诗人的“是”，这是我们的文化焦虑。路云还谈到，在常年的阅读中，努力搜寻那不可通约的、不可消解的、与大地相连的、与生命息息相关的一些灵魂和身影。他非常虔诚地看着他们的身影纵身一跃，跳进了虚无当中，就是那一跃，把根植于生命之中的一个“不”字，直接闪耀成弥漫天际之间的“是”。

《明天》主编、著名诗人谭克修在主旨发言中以“地方主义诗群的崛起:一场静悄悄的革命”为题，指出随着所谓中国经济奇迹的出现，具有“中国特色”的各类“地方性知识”，得到了广泛认知。但是当代汉语诗歌遭遇到了外界越来越多的质疑。当代汉语诗歌像是蒙尘的乏味“经卷”，而完成这些“经卷”，散落在各地的、与时代保持着某种距离的诗人，却使当代汉语诗歌内部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一种可资骄傲的关于当代汉语诗歌的“地方性知识”正在形成。他提倡在诗歌写作中建立精确的时间与空间坐标，从诗歌的技术性角度来讲，地方性写作对加强诗歌时空的纵深感和精确性大有裨益。而对处于弱势地位的地方文化，在被文化殖民主义强行消灭之前，已经具有延续地方文化生命的某种使命意义。谭克修在写作中强调地方性，坚持三个维度，第一，是从“这里”出发。第二，是“个我方言”的发明。第三，是对地域性概念的超越。现在各地“孤独”的地方主义诗人，他们在世纪之交静悄悄地、又革命般地集体崛起，共同形成了当代汉语诗歌蔚为壮观的繁茂丛林景象。

湖南科技大学人文学院教授、新锐诗歌评论家吴投文重点讨论了“于坚的口语诗学及其内在路径”，他认为于坚是当代诗坛一直卓有成效地实践口语诗写作的重要诗人之一，他的写作始终在中国新诗的民族化内部寻求创新的可能性，始终贯穿着为抵达口语诗性和日常神性所作的全部努力，口语的诗性价值在于坚的诗学理论中一直居于优先考虑的位置，乃至被确立为诗歌的基本价值维度。于坚的口语诗创作和他的诗学主张具有相互生成、相互印证的性质，表现为二位一体的关系，这也是确立其口语诗学的基础。于坚的口语诗学有其内在路径和基本构架，大致而言，可以落实到“拒绝隐喻”、“非升华”、“有意味的形式”等具体层面上，这三者之间的互动和融合具有体系性的特征。于坚的口语诗学是当代诗歌的一个有效标本，值得在当代先锋诗学的层面上做深入的剖析。

《国际汉语诗歌》杂志执行主编、著名侗族诗人杨林从湖南诗人黄明祥诗歌的身份指认切入，认为巫术活动是中国诗歌的重要源头，巫蛊文化对诗歌创作的影响主要包括三点:一、巫蛊文化对诗人身份的基本指认。二、巫蛊文化对诗意表达的根源反映。三、巫蛊文化对诗性抵达的趋向引领。他指出，湖南诗人黄明祥自小出生于湖南益阳梅山脚下，深受梅山文化的濡染，他坚持以自我思维为中心，敢于进行诗歌实验。梅山文化的渊源，使得他在诗歌创作与实验中，有着更宏大的时间观、空间观，广泛运用了一些反向、悖逆视角，以及对“性”的膜拜，使得诗歌不受客观的限制，让诗性得到新奇、广阔的延伸。黄明祥在诗歌中，将自己对梅山文化的发展与重构、人性修复的缺失与重塑、人类理想的打破与重建，进行了换位思考，并将这些思考演绎成对现实的反讽、象征与隐喻，而诗人自我的缺失就反映在现实的整体缺失之中。

最后，谭五昌、王双龙、谢有顺对本届论坛做了总结性发言，认为本届论坛与会嘉宾的发言整体精彩，内涵丰富，具有方法论上的启示性意义，堪称一届颇为成功的批评家高端论坛，将对当下的文艺创作与研究本身产生积极良好的影响。

文章来源：《文艺争鸣》 网址: http://www.wyzmzz.cn/qikandaodu/2021/0402/440.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