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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创作与研究者文化身份的焦虑与确认第四届(3)

来源:文艺争鸣 【在线投稿】 栏目:期刊导读 时间:2021-04-02
作者:网站采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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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当代新诗研究中心主任谭五昌教授认为,谈论中国作家的文化身份离不开全球化语境。在全球化语境下,中国作家的身份认同应当依赖于

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当代新诗研究中心主任谭五昌教授认为,谈论中国作家的文化身份离不开全球化语境。在全球化语境下,中国作家的身份认同应当依赖于本土经验、地域经验、中国经验、汉语表达和立场写作。比如,莫言始终站在老百姓的立场写作,他的文学思想接地气,意蕴深厚。一些作家、诗人坚持知识分子立场,如张炜、欧阳江河,西川等。在中国文化与全球语境对接的大时代背景下,一个真正有出息、有抱负的中国作家,应具有本土经验和全球性视野,并将二者有机融合。而在汉文化语境下,中国作家对文化的态度、文化身份的选择要持开放态度。汉族作家的身份,以汉文化为诉求,以汉语作为表达,并构成强势文化、主流文化;少数民族作家相对来说处于弱势文化、边缘文化的处境,但是他们可以通过双语写作,扩大作品的影响力,增加知名度,同时改写汉语的风貌,丰富汉语文学的美学格局,推动自我身份的认同进程。谭五昌指出民族的身份认同可以分为两类,一是民族文化的反向认同,即作为少数民族认同汉文化。二是作为汉族作家,对少数民族文化也认同。一个真正的作家,要做到开放包容,他不是单一的身份,他是合二为一的。在东西方文化语境下,他可能既是东方诗人,又是西方诗人。这种文化身份是无限丰富的,内部之间是一种张力关系。

二、文化身份的焦虑和建构

新时期的文艺创作面临着更为复杂的社会、经济、文化情况,作家、批评家敏锐地感受到了这一点,并深受其影响。在当下,某些文学研究者的文化身份发生错位现象。创作主体身份暧昧,局面令人担忧,另一方面,由于中国特殊的国情,新时期的文艺创作呈现出丰富多彩的可喜局面,不同文化、文明之间和谐共存,共同建构新时期的文艺创作。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古远清教授以“偷渡作家对香港文学的贡献”为题,指出偷渡作家的文学创作透露出了一种文化身份的焦虑。香港作家分为本土作家和外来作家。本土作家是指在香港土生土长的作家,但他们大部分认为自己是香港作家,不是中国香港作家。至于为什么很多香港作家不承认自己是中国香港作家?古教授认为港督政府是该问题的始作俑者,它没有把香港人改造成英国人,而是把香港人变成了不是中国人,香港作家只认同自己是香港作家,而不是中国作家。皮之不存,毛将焉附。香港文学的源头是大陆文学,香港作家必是中国作家。香港外来作家分两种,一种是按规定申请赴香港的,像张行健;一种是由于政治原因、或为提高物质生活水平等原因偷渡赴港的。偷渡作家对香港文学有着积极的贡献,首先,增加了香港文学的品种,在香港本土文学中独树一帜;其次,偷渡作家是香港文学的现行者;再者,偷渡作家推动了两岸三地的文学交流;最后,偷渡作家以独特的视角解剖现当代文学,出版了著作《中国当代文学史稿》。偷渡作家作为一个群体,有着共同的文学特征,即批判现实主义精神。他们站在河的第三岸,秉承知识分子的良心,批评社会的不公,追求个人自由和社会正义。

安徽师范大学文学院方维保教授以“认同与迷失:文化身份的统一性问题”为题指出,每个人都有身份,且身份多样,并涉及到文化。作者、艺术家拥有某个身份,而其作品也许会有完全不同的身份。因身份之间的差异而导致冲突种类繁多,比如地域的冲突、民族的冲突、宗教的冲突等。法国发生的《查理周刊》事件充分说明了身份之间的冲突会导致彼此双方关系的紧张,破坏和谐相处的局面,最终走向暴力。世界和谐共存,民族、宗教之间融洽相处,实际上还涉及到文学、艺术。每一个文学作品都有自己的个性,比如说有的作品西化,有的作品中国化,有的作品古代气息非常明显,有的作品现代的特点十分鲜明等。在这种情况下,评论家很难归纳总结出文化身份的统一性。以中国现当代文学为例,批评者很难归纳出其统一的规律,这一规律并不总能符合所有的现当代作品。因此,各种各样的身份、文化特点、风格特色,彼此之间能够和睦共处,在于其多样性。而这条多样性的途径为不同文化身份的和谐相处开辟出了一条康庄大道。

湖南理工学院院长余三定教授敏锐地感觉到了当下文学研究者的文化身份错位现象。针对文艺研究者的文化身份,余教授指出至少有四个特点:第一追求学问;第二独立思考;第三有担当精神;第四有理想主义。然而,现状是文艺研究界往往发生错位现象,身份认同改变。首先,追求学识、学问错位。当前,许多文艺工作者并不是追求真正的学识、学问,而是将其视为饭碗和职称评选的敲门砖、过河梯。第二,独立思考错位。文艺工作者抛弃了独立思考意识,人云亦云,视文学为投其所好、钻营取巧的利器,迎合评委的嗜好。第三,担当精神弱化。当下,图书作品存在着“谄媚市场,迎合时尚”的不良风气,作家用“圈子心态”阻击民间立场,用“贵族书写”遮蔽人民诉求。第四,理想主义衰落。在高校,理想主义者日益减少,急功近利者颇多。知识分子和当局管理者本应保持一定的距离,可知识分子刻意迎合管理者的口味,视学术为申报经费的工具,视课题为赢利的工具,理想主义式微。

文章来源:《文艺争鸣》 网址: http://www.wyzmzz.cn/qikandaodu/2021/0402/44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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