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创作与研究者文化身份的焦虑与确认第四届(2)

海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毕光明教授认为，新世纪以来，由于政党政治出现失误，导致社会问题越来越严重。在这个背景上，很多有社会责任感的文学从业者，表现出很强的政治意识，要求文学创作要直面现实，甚至干预现实。这促使人们要重新面对文学与现实的关系问题，其中也隐含着文学与政治的关系问题。对于文学批评来说，文学隐含着政治也就影响到文学家的站位问题，即批评家应该以政治为本位，还是以文学为本位。实际上，文学批评家拥有的是双重身份，作为一个知识分子，他可以选择国家立场，关心现实政治问题，追求社会正义与公平，而作为一个文学家，他可以选择艺术立场，关注文学自身的发展，注重审美创造，不管如何选择，都关系到批评家的身份认同。文学批评家的选择，有一个重要的出发点，就是人生本位，而人生本位必然是个人本位的。单纯采取国家立场的批评家，可能不会批判政治对人生造成的灾难，这样的批评家在现实中也不会善待他人。但这并不意味着真正的文学评论家就排斥政治。无论是作家或批评家，回避政治、远离政治都不合理，因为生活与人生都不可能与政治无关。但政治不应像很多中国人认为的就是夺权、搞阴谋、整人、谋私利等等，长期以来被污名化了的政治，而应是像阿伦特所理解的，政治是超越了生命必然性、暴力和强制之后人所从事的崇高而尊严的实践，政治无关乎统治，只有在平等的自由人之间才会有政治实践活动。所以应该相信有另一种政治，干净的、坦坦荡荡的、有尊严的政治，即公民政治和民主政治。文学从来就是为人类传递正义的，因此文学批评家不可能不关心这样的政治。但毕光明教授也强调，文学批评不是政治活动，因为文学的本质属性是审美。因此，面对真正的文学，批评家首先需要按照从审美创造规律中提炼出来的艺术判断标准对作品进行分析评价，揭示作品的思想艺术价值，从而推动文学作品的传播，实现作品的社会效益。作品分析的过程，也就是艺术生产的还原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批评家不惮于直接指出决定生活形态和人生命运的政治因素，在批评文学的同时也批评政治，在这个时候，批评家的双重文化身份得以显现。

武汉大学文学院樊星教授以“扎根本土的当代文学创作”为题，指出在当下出现了两种声音，一是弘扬传统文化，二是具有批判意识的人反对民族主义、民粹主义。樊教授认为这些概念值得梳理，比如民粹主义，陀思妥耶夫斯基就是民粹主义者，但毫不影响他成为世界第一流的文学家和思想家。在西方，民族主义非常流行，在新世纪它是一个世界性的浪潮，不可抗拒。因此，文学研究应既要排除所谓“弘扬”的思维，也要与完全否定这种思维保持距离。举例而言，李泽厚既倡导启蒙，又回归孔子，他对马克思主义和儒家文化的融合符合当今时代要求。贾平凹既认同道家文化，也对民间的儒家文化保持了一种欣赏、肯定的态度。《白鹿原》则体现了当代作家对中国传统文化复杂的态度，既批判又弘扬。而现实远比某个主义与流派复杂得多，批评家应当超越“弘扬”“批判”，深入文本内部，还原文本、作家的复杂性。中国传统文化之所以引起世界的关注，在于中国本土文化的活力和地域文化的丰富多彩。当代文学创作深深扎根在本土文化中，从地域文化角度切入研究当代文学空间是广阔的。在一个全球化的时代，提倡本土化的写作不仅意味着弘扬传统文化，也是还原本土文化的丰富多彩、复杂多变。只有这样，作品才能够保存本土文化，超越所谓的主义之争，使文学充满活力。

中国新文学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李遇春教授指出，建构批评家的主体身份，重塑批评家主体形象主要涉及两点。第一，文化资源的问题，即作家、批评家文化身份的问题。换言之，作家、批评家如何处理西方的现代文化和中国的传统文化，西方的文学传统和中国的文学传统，抑或是西方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的融合。李教授认为批评家需要拆解传统与现代、中国与西方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抛弃传统与现代的二元悖论，评论家不能再完全地沿用原来的现代文学、现代性的文学定义，进行当代文学的批评，而应进行资源、背景方面的整合。当前的文学批评，存在模式化问题，一类是知识分子写作，一类是纯粹的口语写作，前者在炫耀才学，运用概念化的理论包装内容;后者泛泛而谈，口水话。上述两种模式均不可取，文艺批评应当从文本出发，提炼出属于文本本身的东西，而不是直接简单照搬西方概念、术语。李教授赞同“口语写作”，但是评论应当心中明白，言之凿凿，避免口水话的、白开水式的写作，提倡口语化的学术论文的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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