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创作与研究者文化身份的焦虑与确认第四届(4)

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广东省作家协会副主席谢有顺针对当下文学创作和研究的一种典型文化现象，即文化身份焦虑问题，发表了自己的见解。谢教授指出，文化焦虑症是我们时代的一个普遍症候，高校从事文学研究的知识分子在做文学研究时，无时不刻都在赶风研究，心态惶恐不安，恐落后于这个时代，处于焦虑之中，缺少平静从容的心境和独立思考的姿态。目前，高校中许多文艺工作者利用各种机会，投机取巧、申报诸多科研课题，而没有将学术的重点切切实实放在教书育人上。以网络文学研究为例，目前，网络文学研究火热，许多大学高校教师跟风前进，数量规模多如牛毛、不可胜数，仿佛大家都在担忧如果不介入网络文学的研究，就无法跟上文学发展形势。究其实际情况，这样的重复研究并未能真正促进文学的发展，反而浪费了高校资源。作为批评家就是要坚持文化立场，多研究精英文学与经典文学。

中国国家画院研究员、当代艺术批评家朱其从东方主义的含义出发，指出东方主义涵盖三个含义，一指泛地理概念，即东亚儒家圈、西亚的伊斯兰、西南亚的佛教圈、上古的埃及，君士坦丁堡时期的土耳其，一部分俄罗斯的东正教。二指文化定义，从感官的、非理性的、神秘主义、浑沌的、直观的层面理解。三指实践现象，指19 世纪以来欧美的哲学、文学及艺术中现代性的副线，吸收了“东方”观念或形式，或者西方人在东方的题材，或者西方人写的想象性的东方题材。朱其从不同时期西方艺术对中国绘画的影响出发，对中西绘画进行了比较:中国文人画的综合境界仍高于西方绘画;写实主义只是一种科学方法，不是艺术的语言方法，作为一种造型的方法，不再是20 世纪的西方绘画的重点，它只是作为观念绘画的技术手段;印象派的色彩与水墨成为并列的两个高峰体系;在抽象艺术方面，结构抽象是中国画传统所没有的(唐卡中有一些)，西方的线条抽象水平低于中国;在表现主义方面，线条和笔触的表现偏向于中国画不足的阳性，但境界没有阴性的笔触高。

西南民族大学彝学院院长罗庆春教授指出，中国文学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多语种、多信仰的一个文学生态，中国少数民族身份的作家，首先应该传承好自己的母语文明，然后用母语文明的精神体系跟汉语进行对话、交融、碰撞，融入到中国博大的、整体的文化主流中。因此，对于少数民族作家来说，汉语是他们的第二母语，在某些少数民族里存在着双语写作，这种传统延续至今。双语写作的身份有时处于非常尴尬的位置。比如，优美的彝文诗歌一旦翻译成汉语，因为文学审美标准的差异，就不一定是汉语里很好的诗歌。同时少数民族的文学创作，在今天的中国缺乏发表的途径，不得不向国外的期刊投稿，长期以来只能在文化命运当中挣扎。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而且许多民族又是跨境的。跨境民族文学在国内是少数民族文学，在国外却是世界文学、国际文学、外国文学，然而目前国内对跨境民族文学的研究深度和力度显然不够，有待于深化和加强。

中山大学中文系郭冰茹教授认为，在创作中，向古典小说的叙事方式吸取资源，是新世纪以来的长篇小说创作的一个潮流。讨论文化身份问题，必须考虑到这一点。伴随着80年代的西学热，在整个中国文坛弥漫着现代性的焦虑，出现了文化寻根运动，这种对于中国传统叙事经典的回溯在某种程度上对文化身份的确立是一柄双刃剑。贾平凹《废都》将人物带入文本，打破了原本世情说，但未能很好地控制叙述人和故事人之间的距离，导致小说呈现出的知识分子苦难显得非常矫情。莫言在长篇小说的结构方面上，把握住了中国古典小说叙事风格，《生死疲劳》除了运用中国传统的生死轮回的结构之外，更主要的是将民间信仰转化为一种认知方式，推进了中国当代作家从对传统文学的表层结构借鉴，进入到认知方式层面。王安忆将写实推进了更高层次，90年代创作的《长恨歌》，到后来写的《天香》，运用写实的方法表达出了对中国传统的审美感受。格非的《人面桃花》在语言方面比较古典，但在整个故事的结构、甚至在叙述人在穿插叙事、叙事时间的布置方面，都运用了现代先锋的方式呈现。《江南三部曲》运用一种真妄的价值观贯穿在描写当下人的世象上面，在这个层面上接近古典的，在叙事技巧方面还是现代。要而言之，对中国传统的借鉴拓展了现代小说的写作空间，提供了一个新的评判当代长篇小说的审美维度。回归当下，批评家在理论方面的建树还是较少，作家的创作往往是走在理论的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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