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三国演义争鸣问题的再思考(3)

三、关于“替曹操翻案”的争鸣

这也曾是《三国演义》研究的热门话题。早在1959年春，学术界就如何评价曹操形象展开过热烈的争鸣。争鸣是由郭沫若借新编历史剧《蔡文姬》和新编京剧《赤壁之战》为曹操翻案引起的。1959年1月25日，他在《光明日报》发表了《谈蔡文姬的胡笳十八拍》，称曹操是民族英雄，但是“自《三国演义》风行以后，差不多连三岁的小孩子都把曹操当成坏人，当成一个粉脸的奸臣，实在是历史上的一大歪曲”。 1959年2月19日，翦伯赞也在《光明日报》发表了《应该替曹操恢复名誉》一文，认为“在否定曹操的过程中，《三国志演义》的作者可以说尽了文学的能事。《三国志演义》简直是曹操的谤书。……为了宣传封建正统主义的历史观，他就肆意地歪曲历史，贬斥曹操。他不仅把三国的历史写成了滑稽剧，而且还让后来的人把他写的滑稽剧当作三国的历史”。1959年3月23日，郭沫若又在《人民日报》发表了《替曹操翻案》，与翦伯赞不同的是，他承认《三国演义》是一部好书，但认为“罗贯中写《三国演义》时，他是根据封建意识来评价三国人物，在他并不是存心歪曲，而是根据他所见到的历史真实性来加以形象化的。但在今天，我们的意识不同了，真是‘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了！罗贯中所见到的历史真实性成了问题，因而《三国演义》的艺术真实性也就失掉了基础”。引人注意的是，郭文引用的“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出自于毛泽东《浪淘沙·北戴河》词的下片：“往事越千年，魏武挥鞭，东临碣石有遗篇。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该词对曹操的文治武功显然是肯定的，可见郭沫若为曹操翻案似乎也与毛泽东对曹操的欣赏不无关系。

对于郭、翦二老的意见，刘知渐发表了不同看法，他认为罗贯中并没有完全歪曲历史上的曹操，“历史人物的曹操，本来就是一个残暴的，自私自利的极端利己主义者”。因之，民间艺人在平话和戏曲中，按照“抚我则厚，虐我则仇”的观点把曹操的残暴、阴险、狡诈加以夸张，以表达人民对暴君的憎恶，而罗贯中则“吸取了平话和戏曲的艺术养料，参考了更多的历史素材，写出了曹操的军事才能，写出了这位极端利己主义者心灵深处的丑恶本质，更典型更集中地暴露了统治阶级中所谓‘雄才大略’的英雄的真实面貌，成为中国古典文学中永垂不朽的反面形象”[6]。李希凡也认为，《三国演义》的曹操固然与历史人物曹操不大一致，“却并不违背他所处的环境的真实。在他的形象里，作者进行了广泛的概括，集中了封建阶级政治家的多方面的品质和性格特点。……为曹操翻案的同志，只能为历史人物的曹操翻案，却不可能为《三国演义》里这个反映了、概括了封建政治家多方面品质和性格特征的作为艺术形象的曹操翻案。因为它已经不是那个真实的历史人物，而是一个具有广泛代表性、概括性的艺术典型了”[7]。袁世硕《试论〈三国演义〉中的曹操》(《山东大学学报》1959年第2期)、苏兴《〈三国志通俗演义〉的曹操是成功的艺术典型》(《吉林师范大学学报》1959年第4期)等也认为替曹操翻案，“这就把作为历史人物的曹操的评价问题和作为艺术形象的曹操的评价问题，完全混为一谈了”，指出“历史真实不等于史实，站在史学家立场指责艺术作品违反史实，这本身就不科学”。

这场关于“替曹操翻案”的争鸣，不仅有助于全面、正确地认识、评价历史人物，而且也促使许多学者对《三国演义》的材料来源、曹操形象的塑造，以及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关系等问题进行了有益的探讨。耐人寻味的是，郭沫若一生写过多本历史剧，曾主张以“失事求是”为历史文学的创作原则，因此谁会真的相信，他竟连历史与小说的区别都分不清呢？看来他当时为曹操翻案确实有非学术因素的影响。除此以外，翻案也确实有基于现实的考虑，即《三国演义》在过去人民生活中的影响的确是太大了，而一般读者又多习惯于以读史的眼光来读《三国演义》，认为历史上的曹操就像小说中所写的那样，因此要使人们正确地认识历史上的曹操，就有必要向人们指出《三国演义》中的曹操是对历史上的曹操的歪曲，应该恢复历史上的曹操的本来面目。

20世纪80年代后，有些论者针对五十年代后期“替曹操翻案”的问题、不同版本中曹操形象的差别问题等，又展开了一些讨论。如程毅中《重提旧案说曹操》(《三国演义研究集》，四川社科院出版社1983年版)，黄钧《曹操形象辨》《真假曹操辨》(《文学评论丛刊》第16辑)，沈伯俊、胡邦炜《略论“为曹操翻案”》(《社会科学研究》1982年第5期)等文，普遍认为当年为曹操“翻案”从历史学的角度来看是不科学的，从文学艺术的角度来看也是片面的。《三国演义》在描写曹操的恶德劣行时，也突出地表现了他过人的胆略和才能，兼顾到他性格的各个侧面，总的是做到了把艺术真实建立在历史真实的基础之上。故而，“翻案”之说，是不能令人信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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