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心目中的《粤海风》(4)

2010年，我们这里的博士生金浪写了篇关于韩寒现象的文章，我读后觉得不错，立刻就想到应该给《粤海风》推荐过去。鲁迅博物馆的钱振文博士研究《红岩》颇有心得，他写了篇《〈红岩〉稿费：革命文学的收益与风险》，没有去处，我又想到了《粤海风》。待这篇文章发表后（2011年第3期），他又写出了《从私人记录看“文革”的文化消费》，这次他直截了当地跟我说：还给《粤海风》吧。我从命。不久，这篇文章又刊发出来了（2012年第3期）。

我似乎已由投稿者变成了稿件推荐者。我敢这样做，一方面是他们写出来的都是好文章；另一方面，我似乎也已熟悉了《粤海风》的路数。徐主编自然是不发“关系稿”的，但我自信我所推荐的稿件不是“关系稿”，而很有可能成为“危及关系”的稿。这样的稿件，徐主编岂有不发之理？

据徐主编说，从1997年改版以来，《粤海风》将出满百期。他嘱我写点文字，以资纪念，且“体裁不限，内容不限，长短不限，说好说坏当然也不限”，我就如实道来，拉拉杂杂写了这么多。我想我应该对《粤海风》说声谢谢！因为它见证了我写作的一个声部。我也要对它表示祝贺和期待——它曾经很有锋芒，现在依然锋芒毕露，将来必定还是锋芒逼人。当一些刊物已然陷落时，我想《粤海风》是能够保持住那种批评的底色的。因为十年磨一剑，又磨七年后，《粤海风》已形成了一种批评的传统。

而一个拥有了批评传统的刊物，也就拥有了批评的底气、力量和方向。那是它变得强大起来的基础。

一我与《粤海风》的相识与交往是从朱竞（原《文艺争鸣》编辑）那里开始的，那已是十年前的事情了。2003年的那个暑假，我结束了与教学有关的所有工作，忽然很是感慨。此前我已有过十多年的高校教龄，给学生上课自然不能说陌生。但读博停了三年，重新走上讲台却觉得有些不适应了。因为键盘、鼠标、PPT正在取代粉笔、黑板，教室则纷纷改造成多媒体教室，为学生放放电影讲讲课，似乎也正在成为一种全新的教学方式。对于这些变化，我有些晕菜也感到震惊，于是就把这种困惑写成一封长邮件，说给了朋友聂尔听。不久，我收到聂尔的回复。我的描述让他“目瞪口呆”，他也谈起了他对文学教育的认识与理解。事后，我觉得这轮通信还有些意思，便为它取名为《电化教学时代的文学教育》，想给了某个刊物试试。但我试过至少三个刊物，这个稿子也在外面游荡了将近一年时间，却均无结果。投给前两个刊物如泥牛入海，第三个刊物的编辑我认识，他给我的答复大概是，这种稿子并非论文，与刊物的风格不合，等等。这时候，我才想起朱竞跟我说起过一件事：除了忙活自己的刊物，她还成了《粤海风》的特约编审——帮这个刊物组稿。既如此，何不再试试《粤海风》？这样，我便把这个稿子给了朱竞，请她把关，并希望她向这家刊物推荐一下。不久，这篇文字出现在《粤海风》（2004年第4期）上，我也开始了与它的正式交往。依稀记得另两篇稿子也依然是通过朱竞组过去的。而通过她的引荐，我也渐渐与徐南铁主编建立了联系。后来我估摸着哪篇稿子对了《粤海风》的路数，就直接发送给徐主编让他瞧瞧，这样就把朱竞绕过去了。绕过朱竞是觉得她越来越忙了，尤其是从2007年起，《文艺争鸣》改成了月刊，后来这本刊物又增加了“艺术版”，她更是忙得不亦乐乎。如此这般之后，我也就不好意思给她添乱了。但在与《粤海风》的相识上，我对朱竞朱大姐一直心存感激。在我的印象中，朱竞原本很像阿庆嫂，但这一次她却成了洪常青。她把我等吴琼花之辈“忽悠”到南国《粤海风》，莫非这就叫“常青指路”？我似乎也是从2004年的第4期开始真正认识《粤海风》的，不仅是因为这一期上发表了我与聂尔的通信，更重要的是那上面还有一篇署名闰泉的文章：《精神的疾病还是精神的良药》。此文火力很猛，把钱中文、童庆炳、许明、鲁枢元等先生倡导的“新理性精神”或“文化诗学”批了个体无完肤。童庆炳先生是我的导师，反击闰泉者中有我的师弟，所以在这件事情上我不便多言。但查阅当时的邮件，发现那段时间我与朱竞通信频繁。我们对批评者与反批评者都有坦率的看法，朱竞甚至还把《粤海风》上准备刊发的反批评者的文章先转我看，这样我也就事先知道了《粤海风》的一些动静。就是这次“闰泉事件”，让我了解了《粤海风》的风格。闰泉文章有无道理、学理性如何是另一个问题，但《粤海风》敢于发表这篇文章，说明它有个性，有担当，能给批评文章提供一个发言的平台。它标明自己是“文化批评杂志”，所倡导的是“文化的现象批评，现象的文化批评”，可谓名副其实。后来我读多了《粤海风》，越发对这本杂志产生了敬意，因为许多读来痛快的好文章就是在这本杂志上见到的。像董健的《“跑点”跑掉了大学之魂》（2006年第1期）、沙叶新的《知识分子能感动中国吗？》（2006年第4期）、王彬彬的《革命与流氓》（2007年第5期）、黄应全的《学术声誉与学界的江湖化》（2008年第4期）、《身份尴尬的“文艺美学”》（2009年第2期）、惠雁冰的《也谈江青对“样板戏”的修改》（2010年第1期）、张箭飞等人的《看得见的译者：葛浩文的莫言 》（2013年第1期 ）、李建军的《 毛泽东诗词：谀评之后的重评》（2013年第3期），等等，都给我留下了极深的印象。沙叶新先生的那篇文章还引发了我的一番思考，并形成了一篇文字，至今无法刊出。我还写过一篇《读〈粤海风〉2006年第4期》的博文，对该期杂志上的好文章逐一评点一番，大概那也是表示敬意的一种方式吧。应该是从2006年开始，《粤海风》开始给我赠阅刊物，而这份杂志也每每会被我带至床头，成为我睡前的读物。本雅明曾经论说过书与床的关系，我把他那句妙论改动俩字，便成了“书和杂志都可以被带到床上”。但实际上，可以被带到床上的杂志是不多的。《粤海风》能被我如此对待，说明它在我心目中位置不薄。二读《粤海风》一多，自然也就对主编产生了一些好奇。但至今为止，我与徐南铁先生并未谋面，有的只是为数不多的几次文字交往。最初“认识”徐主编，是朱竞在2005年某一天转过来了他的一篇文章：《编杂志者当有自信力》（《光明日报》2005年5月26日第9版），大概她是想让我借此了解一下《粤海风》的办刊思路，主编的为人处事风格。文章中，徐主编从一次讲学时的一个提问谈起，解释了他对“关系稿”的理解，然后他话锋一转，说：但是，我们所面临的并不仅仅是发不发“关系稿”的问题，杂志还要面对一个是否“维护关系”的问题。也就是说，做主编的有没有胆量发表那些可能影响本杂志与某些人甚至波及某些团体、某些方面关系的稿件。这里指的当然是有文化意义的批评、商榷类文章，而不是那种以批评名人的方式来换取搭乘名人列车的车票，或者评选“最差”之类的哗众取宠的作秀。这是关于“关系”的另一个扇面，另一种内涵。如果说，是否刊发“关系稿”涉及的是职业操守，敢不敢刊发危及关系的稿，涉及的就是职业勇气了。这种说法让我悚然一惊，大概只有做杂志且敢于做“危及关系”杂志的人，才会有这种体认。由此联想到“闰泉事件”，我也就对徐主编的“职业勇气”，对他那种“杂志最好离圈子远一点”的思路，多了一分理解和敬佩。因为我也知道，一些刊物圈子化得非常厉害，那上面是只能发“表扬稿”的。徐主编敢于这样做，说明他不怕得罪人。而在当下中国，敢于做得罪人的主编，敢于让自己的刊物保持批评锋芒的主编，恐怕是不多见的。而这样的刊物和这样的主编，自然也是我等敢于写“危及关系”之文者的福音。于是我给朱大姐回邮件说：“徐主编的观点很好，不断会冒出一些可敬的人，让人觉得还有点希望。”2009年夏天，我与即将进站的博士后杨玲有过一次关于“文学公共性”问题的通信，但此信当时只是放到了博客上，并未想着投稿。差不多一年之后，我又想起这次通信，就觉得不妨投出去试试。给谁呢？这时候我又想起了《粤海风》。于是我给徐主编写邮件，说明情况。他很快答复我说，因担心拖成旧文，稿件已赶发在第3期了。同时他还跟我沟通了一件事情：“你原来曾在我刊发了关于赵树理电视剧的文章，对于我们改了文章题目，你似乎以为我们是在故意弱化对该剧的批评，其实不是。我们很少发关于具体作品的评说，我是想把你的批评放大一些，由切入一点而直面当下的电视剧创作。当然，这样一来文章的指向确实没有那么直观了。希望你相信，我们一贯不在圈子里混，不怕得罪什么人，何况这样的一部电视剧呢？但愿你能够理解。”但我在何处说过改题目之类的话，却一下子想不起来了。一个多月之后，因为编辑《抵抗遗忘》一书，翻检旧文，我才发现当年写的那篇《读〈粤海风》〉2006年第4期》，开头段便是如下文字：一下子收到四本《粤海风》，原因是我那篇谈《赵树理》电视剧的小文章发在了这一期的刊物上。那篇小文写成，就想投出去试试。先给山西一家报纸，编辑来信说写得不歪，可惜没法用，因上面有令，对这个电视剧只能唱赞歌不能泼凉水。又给一家敢说话的文学批评杂志，杂志主编亲自打来电话，他认为这是关于电视剧的文章，与文学无关，故不予发表，我一笑了之。忽然想起还有个《粤海风》，就把稿子发送到了南方。《粤海风》没有搭理我，却是来了个先斩后奏。也许是他们觉得原来那个题目太扎眼吧，就帮我改成了《又见假模假式的电视剧》，里面似乎没动一字。这篇博文写于四年之前，难怪我忘了个一干二净。我原来的文章题目是《假模假式〈赵树理〉》，显得干脆响亮一些。大概当时见到刊物时发现题目被改，就觉得有必要记一笔，便写下了那几句。其实我是不太计较题目的改动的，只要文章能够刊发出来，我也就达到了自己目的。于是我把这段文字粘贴到邮件里，向徐主编“报告”，还兴奋地说：“找到我说过的话了。”徐主编的回复是呵呵一笑，说没事。但这次邮件往来，让我意识到徐主编的认真。看来，对于有损于《粤海风》的言论，他是很在意的。而那句“我们一贯不在圈子里混，不怕得罪什么人”，也又一次让我意识到徐主编的风格。不过，以我写稿多年、与许多报刊打过交道的体会，就觉得主编可以不怕得罪人，但对于上面管着他们的那个“婆婆”，他们通常还是有所忌惮的。而这也是所有办刊办报做媒体的人所普遍面临的困境。说一件去年我与徐主编打交道的事吧。去年10月，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时，我正好在给研究生上一门课，于是便有了一次关于莫言的即兴讨论。这次讨论我录了音，事后又让大家整理出文字，最终形成了一篇稿子：《莫言与诺奖·文学与政治·作家与知识分子——北师大文学专业研究生的课堂讨论》。这篇讨论初稿两万字，有十位左右的来自不同专业的研究生畅所欲言，表达了对这一话题的看法。初稿既成，我本来已联系好一家刊物，那家刊物的主编也在等着我们的这篇稿子，但反复考虑之后，我觉得还是给《粤海风》更合适。于是我与徐主编联系，问他是否有兴趣。他立即回复，让我把稿件给他，但他嘱咐我：“以往收到的这类讨论文章，常常拖沓、重复，过于口语化，赘文多，很费编辑工夫。”他希望我能把文字组织好。在把稿子精简、处理了两三遍后，我觉得有点模样了，却又遇到了另一个问题：因讨论中涉及另一位诺贝尔奖得主，他的名字及与他有关的说法是否可以出现，我拿不准。我与徐主编沟通，他答复我说，这位诺奖得主的名字可尽量淡化些，“但是莫言的话，一定要有把握，这涉及事实与否，不可等闲视之。”这样，我又对稿子做了淡化处理，逐条核实莫言相关说法的出处。待稿子发给他后，想必他又做了一番颇费心思的编辑工作，因为在12月6日的一条微博上，徐主编＠我说：“新杂志明日寄出。兄之大文置于第二篇，题目在封面要目中。反复斟酌字句，修饰用语，调整说法，隐晦公然事实，煞费苦心。虽然如履薄冰，但求无损锋芒，经营此活，委实不易。”这条微博被我复制后，转给了参与讨论的学生，其目的是想让他们知道，在目前的形势下，我们究竟有多大的言说空间；主编为了推出这组讨论，又要调动起多少智谋，才能把书报检查制度对付过去。不久，我收到了15本杂志，同时收到徐主编寄来的一册新书——《三十不惑，四十而立》（花城出版社2012年版），还有一张CD光盘——《新彩云追月·徐南铁词作歌曲集》。徐主编的文字我并不陌生，因为《粤海风》期期都有他写的卷首语，那些精粹短文可以看出他对文化、教育、学术、时事等等的忧思。让我大吃一惊的是，我并不知道他还是位词作者，曾为第九届全运会开幕式写过主题歌（阎维文、殷秀梅演唱），一些歌曲还获过奖。我立刻把这张CD听了一遍，又是吃惊。那里既有比较缠绵的流行歌曲（如《不是我不想握着你的手》，魏雪漫演唱），但多数歌曲词风豪壮，曲调铿锵，散发着昂扬向上的青春气息，接通的应该是《浪花里飞出欢乐的歌》、《在希望的田野上》那一脉音乐。如此词风，如此曲调，让我有些恍惚，觉得与我看到的卷首语判若两人。后来读他的新书，一段文字进入眼帘：像我这样的年纪，说老似乎还谈不上，称年轻却早已经没有了胆量。当年曾经为那些革命歌曲激动；后来也曾为一首又一首“靡靡之音”心潮起伏，甚至也动手写过几首。脚跨两界，似乎有点尴尬，同年轻朋友在一起的时候，难得提起这些老歌，但是心里明白，它们深深地嵌在自己的心路历程上。有一个电视广告套用了《我们走在大路上》的旋律和形象，每次看到，心里竟浮起一丝熟稔的激动。（《我们走在大路上》，P81）读完这段文字及这篇文章，我有些感慨，而对于徐主编作词的那些歌曲，我似乎也多了一层理解。当年那些革命歌曲，固然“左”得可爱，但唱着它们却是可以清气上升、浊气下降的。在这个意义上，革命歌曲仿佛出塞的唐诗，靡靡之音则宛如柳永的宋词，一者让人意气风发，一者让人柔肠寸断。走进歌厅K歌时，其实我也喜欢唱那些老歌。这当然是因为我曲库不全，新歌不会；但更重要的原因是，我觉得那些老歌有劲，可以把人唱得吼得精神抖擞，舒展通透，血液仿佛也流动得顺畅起来。于是，靡靡之音一多，我就忍不住要亮一嗓子：快去，把吕文科那首《克拉玛依之歌》给我点上。整整一年前，有人为一家刊物组稿，组走了我与人合写的一篇《邓丽君、流行音乐与1980年代的批判话语》，但因为别的文章出了问题，到现在还没有刊发。我得“威胁”一下组稿人，再不发表我就给《粤海风》了啊，因为那里有位懂音乐的主编。三我与《粤海风》已交往了十年，十年中发表过八篇文章，不算多，也不能说少。这些文章中，有三篇通信，两篇讨论，另外三篇也并非严格意义上的论文。我不想把那些笨重的论文给了《粤海风》，因为那会损伤它的敏锐，也会遮蔽它的锋芒。2010年，我们这里的博士生金浪写了篇关于韩寒现象的文章，我读后觉得不错，立刻就想到应该给《粤海风》推荐过去。鲁迅博物馆的钱振文博士研究《红岩》颇有心得，他写了篇《〈红岩〉稿费：革命文学的收益与风险》，没有去处，我又想到了《粤海风》。待这篇文章发表后（2011年第3期），他又写出了《从私人记录看“文革”的文化消费》，这次他直截了当地跟我说：还给《粤海风》吧。我从命。不久，这篇文章又刊发出来了（2012年第3期）。我似乎已由投稿者变成了稿件推荐者。我敢这样做，一方面是他们写出来的都是好文章；另一方面，我似乎也已熟悉了《粤海风》的路数。徐主编自然是不发“关系稿”的，但我自信我所推荐的稿件不是“关系稿”，而很有可能成为“危及关系”的稿。这样的稿件，徐主编岂有不发之理？据徐主编说，从1997年改版以来，《粤海风》将出满百期。他嘱我写点文字，以资纪念，且“体裁不限，内容不限，长短不限，说好说坏当然也不限”，我就如实道来，拉拉杂杂写了这么多。我想我应该对《粤海风》说声谢谢！因为它见证了我写作的一个声部。我也要对它表示祝贺和期待——它曾经很有锋芒，现在依然锋芒毕露，将来必定还是锋芒逼人。当一些刊物已然陷落时，我想《粤海风》是能够保持住那种批评的底色的。因为十年磨一剑，又磨七年后，《粤海风》已形成了一种批评的传统。而一个拥有了批评传统的刊物，也就拥有了批评的底气、力量和方向。那是它变得强大起来的基础。

文章来源：《文艺争鸣》 网址: http://www.wyzmzz.cn/qikandaodu/2020/1104/344.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