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在十字路口政府劳动关系治理路径选择之争鸣(4)

总体来看，常凯的主张主要基于其提出劳动关系“权利论”、“集体化转型论”与政府职能边界的分析。在他看来，集体劳动关系的治理必然要走入制度与现实的统一，缺乏制度建设的支撑，集体劳动关系的调整将缺乏根基。政府的治理角色也应该考虑如何给予劳资双方博弈的空间，否则临时性的介入恐怕也只能导致“消防员”式治理模式不断出现的恶性循环。正如李琪（2011）指出，通过罢工启动的集体谈判“潜机制”从长远来看是一种经济成本、社会成本的浪费。

这种基于对劳动关系集体化发展趋势所提出的劳动关系治理路径的观点基本上与布朗和莫里的主张相似，传统的治道方略符合劳动关系一般发展规律，虽然难以一蹴而就，却也是难以逾越的阶段。

颇为有趣的是，姚先国教授却认为我国劳动关系存在两个趋势：一方面是以传统大型企业为主的部分企业劳动关系的集体化趋势；另一方面是在一些企业中劳动关系的多样化、分散化、抑制化的趋势。

首先，劳动关系的研究存在理论与现实的脱节，这是由于工会的代表和维权职能，工会主席身份不清，集体协商制度的实际运用不力等因素所致；再有就是制度供给与制度需求的脱节，如对于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劳动者期望稳定的长期工作，还是希望自身流动性更强；对于缴纳社会保险，体力劳动者不愿意个人缴纳费用，是否意味着想拿到更多的现金工资。诸如此类的问题除了制度设计缺陷以外，与现在劳动力市场的不成熟、多样化与不稳定有很大关系。

他指出，对于劳动者最重要的问题是不平等，有三个层面制度性分割。第一，雇佣身份不平等，企业用工形式很多，有固定与不固定之分。第二，劳动者作为被不同地理区域的市民社会身份不平等，比如发达城市与欠发达地区的工资水平，市区与郊区的待遇等。第三，享有的公民权利不平等，例如户籍和身份等级，公务员、事业单位的员工不一样，国企职工和其他职工又不一样。因此这些问题没有解决之前，公民权益尚未实现一体化之前，不可以简单的照搬成熟市场经济国家的做法或经验，一方面他并不否认集体争议问题研究的重要性，但是更重要的是把这些制度性分割问题带进去分析才会更清楚、更透彻（姚先国，2015）。

由此，姚先国提出两个可行的治理方法，一是进一步加强工会的职能，切实维权，明确它的主体性，这有助于研究并解决集体劳动关系方面的问题；二是按照依法治国的逻辑去依法治理劳动关系，尽可能缩小身份差别，就针对守法的人和不守法的人进行惩罚。同时，随着劳动者个体维权意识和能力的不断提升，需要将劳动者维权治理机制融入企业的治理机制进行考量。此外，在政府重大决策和依法治理改革过程当中，工会或工人利益的诉求表达如何能增强对政府的影响力，则是促进政府的决策良性循环的关键。

如果说常教授与姚教授在集体劳动关系与个别劳动关系治理上所强调的侧重点有所不同，那么他们本质上在讨论的问题则暗示出两者“和而不同”的主张，即政府治理要通过补充空缺的制度建设，完善现有制度执行的不足来调整我国劳动关系的发展。两为学者都明确指出，不能照搬西方经验来治理东方的具体问题，那么东西方劳动关系治理中需要明确哪些区别才能更有效的实现政府治理的目标？潘世伟教授以台湾经验作为参考系，提出诸多启示性的观点。

他不否认国家主导的劳动关系政策有其作用，但需适当调整，才能够平衡经济与社会的发展，适应经济环境的快速变动。

台湾的经验显示，因为劳资间缺乏自主的互动机制，造成了对台湾劳资关系、劳动市场以及产业发展的负面影响。中国大陆目前的劳动关系的发展状况和台湾地区20年前有很多相似之处，分析台湾集体劳动关系的过程与结果，这对探讨中国的劳工政策有参考之意。全球化经济的市场结构，中国大陆与台湾一样，需要考虑建立自主的劳动关系，让双方有一个比较自主的空间去决定，这是在市场竞争下要面对的劳动市场发展的结果。

华人社会对国家之所以高度的期待，一方面儒家主义被统治者当作统治的策略，框定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隶属关系；另一方面儒家主义却又是老百姓社会关系的道德基础；经由儒家主义使统治者确认其统治之道德基础，但却是经由儒家主义来自被民间社会承认的道德基础所巩固。国家在集体劳动关系政策中所扮演的角色与西方社会长久以来在集体劳动关系的假设不一致，国家扮演的是一个指导者或是决定者的角色。这种国家主导集体劳动关系政策对劳动关系产出重大的影响，工会虽然可以依靠集体协商制度，却在基层缺乏集体协商能力，劳资争议多以权利事项为主，利益争议的解决往往有效性不足。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表现在薪资与劳动条件的决定权掌握在雇主手里，因为工会没有协商谈判的力量支撑，个别劳工保障必须依赖政府劳动监察落实（潘世伟，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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