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份的焦虑与主体的建构第四届中国新锐批评家(4)

在谈到少数民族作家在当前文化语境下的“身份”认同时，谭五昌教授说，对汉族文化要认同，否则影响力会减弱，也很难给现代汉语文学带来一种新的审美元素，例如，一些优秀的民族诗人，当他用汉语进行写作，便改写了汉语诗歌的面貌，极大丰富了汉语诗歌与美学的格局，这种写作非常有意义。另外一种情况，作为汉族作家（诗人），不少人对少数民族文化也很认同。例如王蒙，在下放新疆期间，自觉向维吾尔族文化学习，从中汲取营养，促成了不同文化相互交融。在这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复杂多元的文化身份认同中，有些民族作家（诗人）骨子里执着地坚守他自身的民族传统，以彝族诗人吉狄马加为例，他的长诗《我，雪豹》包含有丰富的文化内涵。作为一位具有世界性影响的优秀少数民族诗人，诗人本人化身为雪豹，拒绝汉文化的同化，保持彝族的高贵血统，保留本民族文化的根系，具有强烈的民族文化认同倾向。如果说谭五昌教授是从宏观方面对少数民族的文化身份认同问题做出阐释的话，罗如春教授则是从“语言”这一细部阐释了多民族文学表达与身份认同的关系。他指出中国当代汉语对于境内少数民族作家来说就是“第二母语”，也就是说，汉语对于各少数民族作家而言，不是外语，而是母语，是“第二母语”，从语言媒介的角度，属于多民族文学不可分割的文学载体和语言形式。在西南地区，由于彝族语言文字历史悠久，自古以来就有彝族母语作家和彝族汉语作家之分，也有既能用母语写作，又能用汉语写作的双语作家诗人，故彝族文学史一直都是两条线并行，即彝族母语文学和彝族汉语文学，这两股文脉一直延续到当代，并将继续向未来延伸。今天，在四川彝族地区仍然有着良好的彝族母语文学和彝族汉语文学的传承与发展的文学生态。罗如春教授用自己的亲身实践倡导一种彝汉双语写作方式，并进而倡导一种双语互渗、双语互动、双语互补、双语共生的双语生活方式。

重庆师范大学的余泽梅副教授是本次论坛上唯一一位从两性差别的角度阐释“身份”问题的批评家，她发言的题目是《文学翻译中作家译者的性别特征：以<老人与海>译本为例》，分别从《老人与海》的两个中文译本出发，探寻男女译者背后的文化身份问题，余泽梅副教授的这种独特的研究方法得到了与会学者的一致好评。湖南科技大学的吴投文教授则是通过对于坚口语诗学的个案研究，来探讨诗人的“身份”建构与先锋诗学发展的可能性空间等问题。诗人杨林发言的题目是

《巫蛊文化对诗歌创作影响——黄明祥诗歌身份的指认》，从梅山文化与诗人“身份”建构的关系入手，阐释了诗人独特的用思维主导诗歌的智性写作方式。

三、现实困境与主体建构

批评家的主体建构是历届“中国新锐批评家高端论坛”的核心话题。本次论坛侧重从“身份”的层面探讨这一问题。在辩难的层面，批评家需要理清“身份”与中西文化、地域、民族、性别等因素的关系；在现实的层面，批评家还要克服“身份”错位、责任意识淡薄等问题，重塑批评家形象，完成批评家的主体建构。

北京语言大学的路文彬教授结合当下的中国语境，指出知识分子应当抛弃“身份”概念，坚持无“身份”写作，承担社会责任。因为在现实生活中，每一个个体都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在不同的场合有着不同的身份，一时是知识分子，一时又是普通教授，这就区分了与白领、蓝领的差别，造成了双方在各自的人生轨道行驶，交流日益困难。这种“身份”的强调往往会带来不理解和歧视，因此作家、批评家应当坚持无身份写作，达成一种责任。在当下，过于推崇“和”文化，导致了文学的异己之声很难进入主流文学和观众视野。同时，知识分子对权力的昧崇促使众多学者、教授不以教学、著书为业，严重阻碍了知识分子的责任承担。其次，深究中国的文化源头，不难发现，中国缺乏自由的概念，知识分子总是受制于外部环境左右，呈现出不自由的状态。自由就是责任、是爱的承担，知识分子应当承担起历史的重担，坚持责任意识，用审美的眼光批判社会。

湖南理工学院院长余三定教授认为“文艺研究者”应该至少具有四个方面的特质：第一，献身学术，自觉追求学问；第二，不盲从迷信，坚持独立思考；第三，有担当精神，有自觉的社会责任感（余英时讲过“知识分子是社会的良知”，陈平原曾经提出“人间情怀”的命题，他认为知识分子保有“人间情怀”就是能自觉、主动去关心时代，关心社会）;第四，追求理想，追求梦想。然而在现实生活中，高校知识分子（内中当然包括了“文艺研究者”）存在着比较严重的错位现象，就是文化身份的认同异化了，相当部分知识分子的文化身份发生了错位。文艺研究者的文化身份的错位也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首先，由献身学术，自觉追求学问错位为努力（甚至可以说是一门心思）追求管理界批发（即行政审批）的种种标签，什么“人才工程”“基地”“团队”“项目”“中心”，等等。经济是越来越市场化，而学术和高等教育的管理则是是越来越计划化、越来越行政审批化。第二，由独立思考错位为人云亦云。现在的学术研究者是“项目化生存时代”，有项目就有一切，所以许多学术研究者不再（也不需要）独立思考，一门心思去领会领导讲话、钻研课题指南、研习申报表样品、猜度评委的嗜好。第三，由有担当精神错位于随波逐流。担当精神就是要自觉做社会的良知，甚至要有挽狂澜于既倒勇气和毅力；现在不少人却错位为随波逐流了，现在许多的学术研究者已经渐渐适应（或者说是完全适应）了当今学术管理的潮流和游戏规则，许多人是其中的受益者、得利者。第四，由追求理想错位为急功近利。有三股势力或称三方面的利益集团为了自己的利益，不遗余力地推动学术评价走向不良倾向，这三方面的利益集团就是学术评价机构、学术管理界、学术“掮客”。

文章来源：《文艺争鸣》 网址: http://www.wyzmzz.cn/qikandaodu/2021/0301/426.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