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份的焦虑与主体的建构第四届中国新锐批评家(3)

二、地域、民族、性别中的“身份”问题

如果说对“身份”问题的思考体现了后发达国家和后发展民族在面临强势文化浸染时的文化焦虑，并由此展开文化反思以确立本民族的文化自信、文化自觉的话，那么其中所牵扯到的一系列的问题，例如东方与西方，民族主义与反民族主义，历史传统与现实中国等，就不能采用简单的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而是要将本土经验和全球视野统一起来，将民族主义与人类主义统一起来，对中外文化资源进行分析研究和区别对待，走一条复合型的文艺发展之路。当然这是从宏观领域来讲，那么具体到本民族内部来讲，“身份”问题又会体现在由地域、中华民族大范围内的各民族、性别等所带来的差别之上，这些问题，也是与会学者热议的内容。

在强调地域文化身份时，中南大学的晏杰雄副教授用黄永玉、王跃文、李怀荪、田耳等作家的例子，总结了湘西作家一般有两种文化身份。一是少数民族身份，二是边地子民身份。湘西文化的核心精神是一种水的品格和水的灵魂。正如老子所说：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也就是说，这种道的哲学，是自然文化和原始文化的诗意表达。这种少数民族身份或边地身份，在文化上体现原始文化的代言人，体现为水的哲学，即自然哲学；在创作方法上体现为文学从生活来，从人生中来。湖北省文联文学艺术院副院长、诗人柳忠秧和湖南诗人范文胜分别从不同的角度解析了楚文化的特点与身份辨识问题。与上述学者诗人不同，衡阳师范学院的任美衡教授没有从某一个具体的地域出发来谈区域文化与身份认证，而是将处于社会地位、文化结构底部的基层作家纳入视野，呈示了基层作家的身份诉求及其焦虑。他认为一些基层作家虽然不以文学成就成为文学史的亮点，但却人数众多并且没有任何功利心，他们处在广大读者与著名作家之间，成为他们不可或缺的联系纽带，既深接地气，又为文学界输送新鲜血液，从而成为“文学土壤学”的本体构成，这是一个有研究空间的话题。诗人谭克修发言的题目是《地方主义诗群的崛起：一场静悄悄的革命》，同样强调了地域与文化身份的关系问题。诗人路云从楚文化精神内核出发，以“不”与“是”的对白与辩难为线索，通过诗人的感性思维方式较为直观地描绘出了“身份”与文化选择、生存方式的密切关系。

在本次论坛中，海外汉语写作和汉学的研究者分别为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的古远清教授、华侨大学的庄伟杰教授和安徽师范大学的杨四平教授。古远清发言的题目是“偷渡作家对香港文学的贡献”。他指出偷渡作家的文学创作实际上是一种文化身份的焦虑。港澳作家尽管同属中国作家，但澳门作家多半亲中，香港本土作家大部分则认为自己不是中国香港作家。偷渡作家对香港文学的贡献在于开拓了香港文学的表现空间，增添了文学的新品种。但“偷渡作家群”并不是一个流派概念，而是一个松散群体。庄伟杰教授认为，作为

在后殖民理论平台上被提出的“文化身份”命题，应是全球化语境中必须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可能由于传统的文学理论或者现行的很多理论，已经无法从理论上支持我们所面对的越来越丰富的复杂文学现象，借助文化身份作为提出问题、研究问题的“切入口”，在研究海外华人流散文学这个领域，是很管用的。其实，从文艺美学的角度来看，文化身份研究也是一种诗学，因为它肯定和认同创作主体的审美价值和文学存在的合理性；从文学研究的外缘来看，它应是一种语境式研究和文本式研究的相互呼应。因此，从文化身份视角来观照海外华人流散写作，将有助于揭示这一群体和个体的特殊性，或找到问题的关键，使一些纠结交错的问题在逐层审理之中，变得逐渐清晰起来。如果围绕着“海外华人流散写作的文化境遇与身份迷思”这个话题展开探讨，起码可以带来五种思考：一是，族群变迁与身份意识的转型或改写；二是，生命移植与文化身份的流变或重塑；三是，历史记忆与文化认同的变异或混合；四是，审美价值与文化角色的再造或游离；五是，跨文化对话与文化属性的辨别或归位。杨四平教授认为海外学者的身份焦虑比大陆学者的身份焦虑更加强烈，因为他们生长在异文化的环境里，感受到的西方文化霸权的压力比国内的学者、作家更加强烈。他们的这种焦虑直接影响到海外的中国学研究，学术生态生成的面貌。

文章来源：《文艺争鸣》 网址: http://www.wyzmzz.cn/qikandaodu/2021/0301/426.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