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份的焦虑与主体的建构第四届中国新锐批评家(2)

安徽师范大学的杨四平教授认为“中国性”的这个问题如果分两大块，要么就涉及到一种文化精神，要么就是一种形式的样态，更本质上来讲可能形成的样态更集中一点。当然可能两者的融合更多，比如中国形象问题，近年对中国形象问题的研究很多，在西方的中国学者，他们根据西方人对中国古典汉学的想象，就是脱离了中国现实的语境，中国性应该是对中国问题的追问，比如说西方的诗人在他们的诗歌里面，用汉字来进行写作，庞德就用了很多汉字进行写作。西方学者在他们的学术专著里面用了很多中国古典的典籍，包括《易经》这类，但是丝毫不影响他们成为一个西方人。他们也没有什么西方焦虑，也没有西方性，也从来不会碰到这些问题，因为不管是西方的诗人，还是西方的学者，他们解决的都是他们西方的问题。中国在海外的现代文学研究者，他们好像不是在解决中国的文学问题，更多的是在解决西方理论的问题，比如李欧梵在解决现代性，夏志清的政治目的是比较复杂的，所以，中国性应该面对中国的现实问题，而不仅仅是传统的典籍问题。

北京师范大学的谭五昌教授认为，在全球化语境下，中国当代文学应与全球文化语境相对接，如此一个中国作家才可能成为一个世界性作家。在这方面，中国作家莫言的创作堪称范例。谭五昌指出，昌切教授、樊星教授在发言中提到的西方视点，实际是指作品思想精神层面的人类性与普世价值。在当下，一个真正有出息，有抱负的中国作家（诗人），他的作品中必须同时具有本土经验和全球性的视野，要把这二者有机融合在一起，才能实现自己有效的作家身份定位。安徽师范大学的方维保教授认为，在全球化的语境下，“身份”问题存在统一性的难题。不同的身份之间有紧张，有一个张力的关系。只要这个张力要保持一个适量的度，这个世界就能和谐共存。可以适当地放弃这个“统一性”难题，让各种各样的身份、各种各样的文化特色、各种各样的风格特色和谐共处，这才是是艺术的繁荣之道。中国国家画院的朱其研究员发言的题目是《20世纪中西绘画的东方主义》，他以一系列形象直观的美术作品为例，生动地阐释了20世纪绘画中的中西文化身份。

华中师范大学的李遇春教授认为70后、80后想在前辈学者、批评家的基础上再往前走一步，很重要的一个任务就是拆解那种传统与现代，中国与西方这样一个二元对立的学术思维模式。不能再完全地沿用原来的现代文学、现代性的文学的定义来做当代文学批评，还是要做一些知识资源、文化背景方面的一个整合。接着李遇春教授现身说法，从自己从事20世纪旧体诗词研究出发，主张一种贯通古今、跨越中西的复合式的学术研究方法和文学史建构方式。中山大学的郭冰茹教授认为，古典小说的叙事方式、吸取资源是现在特别是新世纪以来的长篇小说创作的一个潮流，讨论到文化身份确立的问题，是伴随着1980年代当时的西学热，在那样的一个情况下，整个中国文坛有一个现代性的焦虑，1985年前后的文化寻根运动，对于中国传统的追溯，并不是像后来文化保守主义对于正典、儒家经典或是中国传统叙事经典的回溯，反倒是对边缘化的俚语民俗的回溯。这样的回溯其实在某种程度上对文化身份的确立是一柄双刃剑，因为当时有一种提法，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但其展现的民族奇观，在某种程度是满足了西方的一种东方想象，所以，从1990年代中期开始很多作家，包括理论界考虑一个问题，怎样从中国传统的正典中汲取一些资源，来促进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郭冰茹教授用《废都》《生死疲劳》《天香》《人面桃花》几部1990年代以来具代表性的作品阐释了当代文学对中国传统叙事资源在写作技巧、结构布局、认知方式等方面的借鉴与汲取。她总结说，对中国传统的借鉴，拓展了

现代小说的写作空间，也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新的评判当代长篇小说的审美维度，在理论方面的建树还是较少，作家的创作往往是走在理论的前面。《创作与评论》编辑马新亚认为，在全球化的今天，西方文化中的启蒙理念以及非理性主义理念和各种思潮和价值体系已经部分地和本土文化交织在一起，很难提炼和区分出一个纯然的、原生态的本土文化传统和民族共同体，此外，东西方文化传统从源头上讲，并非不存在可通约的价值标准，例如对“真”“善”“美”的追求，就是关乎人类的永恒的价值诉求，这就加大了区分“我们”与“他者”的困难。尽管“中国共同体”的价值内涵存在着极大的暧昧性，但仍然可以寻求一种方法论作为支撑，来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分析性研究和区别性对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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