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语同质：文化边界的多维叙事分析(7)

事实上，当前不同学科、不同领域的学者们多维度地对本质上体现为文化边界守护进行的种种思考，并不意味着对现代化、全球化、多元化、信息化等的彻底否定和回拒，而只是对其以工具理性遮蔽价值理性、以理性逻辑遮蔽文化信仰的批评。这种批评所期望的是恢复价值理性和文化信仰在人类社会历史演进中的优先地位，在社会大转型中开辟文化发展的新境，增强文化的魅力，而不是被技术牵着走，更不是成为经济的附庸。任何一种社会的存在，必须要靠秩序来维持，法律规则规范是硬性规定，道德文化秩序是软性规约。但两者历来都不能单独穷尽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两者只有相互补充才能相得益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文化不能缺席，过上“有尊严的生活”离不开有品位、有格调文化的浸润，离不开文化边界的捍卫和匡扶，离不开生命的诗意栖居和人文关怀。

文化因其概念和外延的不确定性，其边界可大到无边无界，亦可小到具人具物。市场化、信息化、科技化的兴盛带来了经济边界的瓦解和冷战政治的隐退，人们内心的文化边界意识开始凸显，发出了“守住边界”“精神返乡”的呼喊。来自哲学、文艺学、社会学、马克思主义等领域的诸多先知先觉者用不同的话语来唤醒世人的文化边界意识，虽然学者们从不同的视角进行着各自的理论叙说，但本质是一致的，呈现出一种“异语同质”的叙事景观，都强调人类在前进的道路上离不开文化的浸润，离不开诗意的栖居。一、文化边界的哲学维度叙事哲学作为一种先知先觉、刨根究底的学问，其触角不仅探向惊奇的外部世界，更伸向神秘的内心世界。针对20世纪人类精神文化世界的自我冲突和文化发展的背反现象，有学者提出哲学的文化转向，有学者提出文化引导未来。转型期的文化边界成为文化哲学乃至哲学不可忽视的思考主题。(一)伦理维度的道德失范说从词源上看，“伦理”“道德”“文化”的词义各异，但寓意相近。“伦”是辈分、等级、秩序之意，“理”是调理、治理、整理之意。“道”意指规律、规则、道理。“德”意指人世的品性、品行、品格。“文”本义指杂色交错的纹理。《易· 系辞下》载：“物相杂，故曰文。”《礼记·乐记》载：“五色成文而不乱。”“化”本义指改易、生成、造化。可以看出，由“伦”走向“理”、由“道”走向“德”、由“文”走向“化”，都蕴含着“无序”向“有序”的价值转换。但历史与现实发展又使得两者发展呈现出不匀速的特征，甚至出现较大悬殊，以致历代人们都在追求伦理秩序、道德规范和文化规则。针对当前中国社会的伦理道德文化状况，人们存在三种相异观点：一是“道德爬坡说”，二是“道德滑坡说”，三是“道德转型说”。社会中一旦有道德事件发生，无论是好是坏，都会借助现代网络技术迅速扩散，但悲情的道德事件似乎更能引起人们的关注，进而使人们有种普遍的“道德失范”之感。如果没有正面的道德教化，这种失范之感就会演化成“道德恐惧”，最后造成“道德冷漠”的普遍存在。人们长期浸泡在这种道德氛围中，会忘却人性的高贵、美德的意义，丧失了精神家园的慰藉，最终沦落为文化上的漂泊者。对于思想观念活跃、文化交融深化时代文化边界模糊化的突出问题，习近平在有关讲话中也指出：“一些人价值观缺失，观念没有善恶，行为没有底线，什么违反党纪国法的事情都敢干，什么缺德的勾当都敢做，没有国家观念、集体观念、家庭观念，不讲对错，不问是非，不知美丑，不辨香臭，浑浑噩噩，穷奢极欲。”(1)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5年10月15日。有学者将此现象称之为“道德失范”，意指“因作为存在意义系统的道德价值及其规范要求，或者缺失、紊乱，或者缺少有效性，不能对社会生活发挥正常的整合调节作用，社会所表现出的道德价值混乱、道德行为失范现象。”(2)高兆明：《道德失范研究——基于制度正义视角》，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年，第29页。这一界定隐义着两方面内涵：一是原有的规范、规则被打破、被越界；二是人的内在精神世界出现价值迷路。也有学者提出“底线伦理”或“底线道德”概念。(3)何怀宏：《守卫底线伦理》，《人民日报》2015年2月16日。即是说，不管人们追求什么样的生活方式或价值目标，有一些基本的规则不能违反，有一些基本的道德不能践踏，有一些基本的界限不能逾越。伦理关系、道德秩序为社会生活的正常运转提供了文化根基，但不同的领域又有其特殊规律和内在秩序，离开了这些规律和秩序，人在这个领域的活动必定变得混乱不堪。中国正处在前所未有的大转型期，传统的秩序失去了往日的约束力，现代的秩序仍未有强大的感召力。处在夹缝中的当代人经历转型期的道德之痛在所难免。事实上，无论是指责“道德失范”，还是呼吁“底线伦理”，都是期盼建构更加现代、更加理性、更有美好的文化秩序。(二)美学维度的审美泛化说美学是人类关于生命存在与终极超越的冥思，但其又是建立在压抑和规范欲望之上，这就造成了雅与俗、美与丑、善与恶的张力存在。审美作为人类理解世界和审思生活的一种特殊形式，指人与世界、人与社会之间形成一种超功利的情感关系状态，是一种理智与情感、主观与客观、感知和评判的关系存在。在审美这个词组中，“审”作为一个动词，它表示一定有人在“审”，有主体介入，也一定有可供人审的“美”，即客体存在。从某种意义上说，审美或者对美的追求是人与生俱来的品格。在传统社会，虽然人们并不缺乏美的对象、美的感悟、美的享受、美的憧憬，但真正意义上的美学是从18世纪才开始的。随着时代主题的转换和社会生活的变迁，“日常生活审美化”被提出并走进人们视线。从理论来源看，这一概念主要来自德国后现代哲学家沃尔夫冈·韦尔施1998年出版的《重构美学》和英国社会学家迈克·费瑟斯通1991年出版的《消费主义和后现代文化》。如费瑟斯通认为日常生活的审美化消解了艺术与日常生活之间的界限，导致艺术可以出现在任何地方和任何事物之上。而事实上，在传统社会，美与日常生活的界限是清楚的，但在现代社会中两者间的边界日渐模糊，上至文人志士，下至黎民百姓，都成为美的享有者。新世纪以来，中国学术界关于日常生活审美化的争论也成为热门话题。以童庆炳、朱立元、赵勇等为代表的学者认为，文学文艺作为美学的代表者在现代化的浪潮中虽然边缘化了，但其具有的独特审美场域是任何艺术也无法取代的，文艺学可能随着这些事实、问题和活动的变化而变化，但无论如何变，都不会把文学抛弃掉。(4)童庆炳：《“日常生活审美化”与文艺学》，《中华读书报》2005年1月26日。与此相反，以陶东风、金元浦为代表的学者则认为，今天的审美活动已经超出所谓纯艺术和纯文学的范围，渗透到大众的日常生活中，艺术活动的场所也已经远远溢出与大众的日常生活相隔离的高雅艺术场馆，深入到大众的日常生活空间。在这些场所中,文化活动、审美活动、商业活动、社交活动之间不存在严格的界限。而文艺学的出路在于正视审美泛化的事实，紧密关注日常生活中新出现的文化、艺术活动方式，及时地调整、拓宽自己的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5)陶东风：《日常生活的审美化与文化研究的兴起》，《浙江社会科学》2002年第1期，第165页。在“守界”还是“扩容”以及如何划界问题上体现为文化发展中“雅”与“俗”的历史纠缠。事实上，争论双方并不存在实质区别，都反对假借“日常生活审美化”的名义对人感性欲望的无限度释放、对工具理性的无情感操控，都希望能够复兴中华文化特有的灵韵，建构中国人诗意栖居的精神家园。对真善美的不懈追求是文化的永恒价值所在，文化作为人的生命存在就是要通过审美方式让人的灵魂受到洗礼，让人们发现自然之美、生活之美、心灵之美。(三)主体维度的本质异化说人作为社会发展的独特主体，更是文化发展的应有主体。人不同与动物之处在于人是有思想精神的、自觉自为的存在主体。但随着全球化、现代化进程的加快，当代中国人在获得物质财富巨大提升、主体精神显著增强、自由意志空前生长的同时，又不得不直面一系列无法回避的精神文化问题，即繁盛中孕生着忧虑和恐惧，而忧虑和恐惧中又寄托着未来的涅槃。马克思恩格斯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不仅是哲学的反思和经济的批判，更蕴含着文化和道义的批判。如他们说：“在我们这个时代，每一种事物好像都包含有自己的反面。我们看到……财富的新源泉，由于某种奇怪的、不可思议的魔力而变成贫困的源泉。技术的胜利，似乎是以道德的败坏为代价换来的。……我们的一切发明和进步，似乎结果是使物质力量成为有智慧的生命，而人的生命则化为愚钝的物质力量。”(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776页。在他们看来，资本主义在人类文明进步中具有重要位置，但其自身有着无法克服的内在悖论，其表现形式就是“异化”。“异化”聚合成为一种统治人们，并且不受人们控制的力量，这种力量不依赖于人们意志和行为却支配着人们的意志和行为。这种“异化”状态到今天仍未得到消解。市场经济、现代科技、网络信息在给人们带来物质满足之余，也携来了心灵秩序的凌乱和无序。个体内心的无意义感、精神世界的无归属感、家国情愫的无认同感成为现代人的普遍文化心态。新马克思主义者包括以卢卡奇、葛兰西为代表的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以霍克海默、阿多尔诺为代表的法兰克福学派，以南斯拉夫实践派、布达佩斯学派为代表的东欧马克思主义者，都在继承和发展马克思异化理论基础上，以人的存在为哲学主题，对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的异化现象(包括经济、政治、社会、技术等)进行独特的文化视角批判。如马尔库塞指出：“当个人认为自己同强加于他们身上的存在相一致并从中得到自己的发展和满足时……异化了的主体被其异化了的存在所吞没。”(7)[美]赫伯特·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发达工业社会意识形态研究》，刘继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年，第10页。在他看来，这种主体与存在的一致化现实，并不意味着异化消失了，而是构成了异化的更高级阶段，而在这个社会中，技术成了新的、更有效的、更令人愉快的社会控制形式。哈贝马斯则认为不能简单地对科学技术在现代社会中发挥的作用采取悲观主义态度，而应当肯定技术在人获得自由解放中所具有的手段作用。事实上，人在现代境遇中遭遇的“异化”存在，并非是技术单向度操控的结果，而是与社会结构的整体转型密不可分。而人类要做的只能是使技术如何为作为文化存在的人服务，换言之，人如何驾驭技术使之不逾矩而朝着向好向善的方向发展。二、文化边界的文艺学维度叙事文艺最能感国运之变化，立时代之潮头，是文化发展的核心内容之一。原本通常只限于上层社会，难以形成大众化基础和社会化氛围的文艺，随着全球化、市场化、信息化的持续伸展，其通俗化、大众化、娱乐化趋向日益明显，其商品性也被日益强化。文艺领域中丰裕与弊病的共在成为人们普遍的心理感受。(一)文艺生产的机械化“文学生产方式”“精神生产”“艺术生产”是经典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重要概念。马克思提出：“人们的想象、思维、精神交往在这里还是人们物质行动的直接产物。表现在某一民族的政治、法律、道德、宗教、形而上学等的语言中的精神生产也是这样。”(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51-152页。这些话语中的“观念、道德、思维”涵盖早期的文艺创作。在他看来，文艺创作也是生产的方式，只不过是一种特殊的方式，其仍受生产普遍规律的制约。马克思的文艺生产理论有三种叙事：一是从物质与精神辩证结合的角度阐述物质生产制约下的精神生产；二是揭露资产阶级私有制统治下文艺生产的异化存在；三是描绘未来理想社会的文艺生产。科技革命不断催生着新的文艺生产机制和发展生态，已从口头言说的听说时代到文字书写的阅读时代，再到声像一体的视听时代。以赚取超额利润为目的的市场文艺、以非物质文化遗产为代表的传统文艺、以互联网络终端为平台的网络文艺，不同的文艺在同一场域中进行着边界的位移。面对文艺生产机制的变化，本雅明称之为“机械复制性创作”，居伊·德波称之为“景观式生产”，鲍德里亚称之为“拟像性生产”。技术进步创造了文艺生产多元繁荣的前提，但“利润至上”“批量生产”“千篇一律”的机械化生产会让人们失去对文艺灵韵、美感、意境、灵性的占有。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文艺发展迎来了春天。1979年10月30日，邓小平在第四次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上就提出了我们不仅要建设高度发达的物质文明，更要建设高度繁荣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但在长期追赶心态中，有数量无质量，有高原无高峰，有品像无品质的文艺现象持续存在，文艺创作中原创力缺乏、机械化生产、盲目跟风、自我复制等问题依然存在，曾经辉煌傲世的唐诗宋词、曾经引以为豪的元曲小说在市场化的浪潮中跌入低谷。在市场竞争环境中，资本的利剑逼迫着文艺生产加速商业化，改变了文艺的生产方式，延展了文艺的产业链条。文艺生产与文艺品格的倒置使得文艺领域的越界现象时常发生。这种越界行为虽与社会的大环境紧密相关，但也与文艺创作者自身的涵养、素养、修养密不可分。面对文艺在技术理性和市场竞争中的机械化“僵硬在场”，有学者提出技术只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工具之“手”，文学是人类文明的“心”，“它提醒着‘我们’是‘人’，‘我们’仍然是自己的主宰。如果我们丢掉了心灵最可宝贵的东西，那么我们也就丧失了自我，成为了异化的动物。”(9)单子津：《我们还需要文学吗？》，《中国教育报》2007年1月30日。因此，守护好文艺创作在市场竞争环境中和资本逻辑扩张中的阵地成为文艺界的共识。(二)文艺传播的炒作化传播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性活动之一，是文艺生产到文艺消费的必经中介。美国哲学家约翰·杜威指出：“传播值得人们当作手段，因为它是使人类生活丰富多彩、意义广泛的唯一手段。它值得人们当作生活的目的，因为它能把人从孤独中解救出来，分享共同交流的意义。”(10)[英]罗杰·迪金森等：《受众研究读本》，单波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6年，第7页。从某种意义上说，文艺不仅因传播而存在，而且自身就存于传播之中。传播需要媒介，而媒介自身又是技术进步、社会发展、文化需求的统一。迄今为止，人类的传播活动大致经历了口语传播、文字传播、印刷传播、电子传播几个时期。但历史进程又非是简单的机械替代关系，而是存在交替与叠加的间隙。炒作原本是一个中性词语，意为为扩大影响效果而进行的重复宣传。优秀的文艺作品确实需要通过炒作来扩大影响，以求引领人民精神风尚。但劣质的文艺作品通过恶性炒作来博得眼球，必将沦为金钱的奴隶。市场法则已经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文艺也不能游离之外。虽然恶性炒作背后的动机多种多样，但主要是寻求商业利益和个人利益的最优结合，其手段主要有无中生有、颠倒是非、以丑为美、以贱为贵、恶搞色情、庸俗造神等等。现如今的文艺传播处在一个口语、文字、印刷、电子共同建构的媒介网格之中，同时又不可避免地受到资本和竞争的裹挟。过度的、低俗的、恶意的、低劣的、商业的传媒炒作给整个文艺传播生态带了诸多负面影响。通过炒作，原本普通的平常人变成了网红人，原本私人空间的隐私变成了公共空间的热搜，原本无人知晓的“小丑”变成万人知晓的“名人”。正如加拿大学者麦克卢汉所言，文化中的一切变化都是媒介的结果，都可以从媒介中得到理解。实际上，无论是文艺传播的视觉转向，还是读听转向，这都不能在绝对意义上构成对文艺的本质伤害。在市场化、信息化时代，对文艺伤害最大的莫过于借助网络信息平台，对文艺热点进行事实扭曲、过度夸张、恶性炒作。通过放大社会阴暗面、关注人性丑陋面、挖苦心思找卖点，把正常的文艺传播等同于不良的文艺推销，混同于欲望释放的狂欢，会将文艺传播拉向低俗的市侩主义泥潭。对此习近平言道：“文艺不能当市场的奴隶，不要沾满了铜臭气。”(11)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5年10月15日。这要求在现实文化生活既要坚守文艺审美理想和独立价值，又要合理设置市场量化指标，做到主流文艺得到张扬，大众文艺得到引导，“三俗”文艺得到遏制，达到一种“一元主导、多元发展”的文艺传播生态。(三)文艺消费的娱乐化改革开放以来，社会转型使得文艺领域消费主义倾向日趋明显。为了激发人们的消费欲，通过制造性感明星、追求猎奇噱头、虚拟浪漫情怀、鼓吹欲望享受，凸显历史偶然性和随意性的有之，夸描人物人性化和本能化的有之。在消费主义盛行的氛围中，被商业理念主宰的文艺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商品化，而文艺一旦完全丧失掉自身的独立性，必将沦为消费的附庸，会使受众的文艺消费出现“娱乐化”，乃至“恶俗化”的倾向。由文艺消费到消费文艺的转换，使得文艺领域中的越界行为时常发生。丹尼尔·贝尔认为这种超越追求来自现代主义的冲动，他指出：“现代主义的冲动原是想超越这些：超越自然，超越文化，超越悲剧——由激进自我那无限扩张的精神所驱动，去探索无限和无界。”(12)[美]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严蓓雯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21页。在他看来，人类必须为这种“狂妄自大设定界限”，唯有此才能解决资本主义的文化矛盾。中国也有学者指出：“无拘无束的叛逆冲动和一味求新的经验探奇，在撕裂传统纽带的时候会斩断生存的意义根基，而根基被斩断的个人，只能是一个无家可归的文化漂泊者。”(13)张凤阳：《现代性的谱系》，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44页。撕裂和斩断的结果便是昔日严肃的事物日渐失去了往昔的庄重感，经典可以被调侃，英雄可以被戏说，历史可以被篡改，被消费主义掌握的文艺开始把消费时空下的一切事物作为娱乐消闲之资，并且呈现出蔓延化态势。现时代娱乐至死的倾向和主流文化的式微呈现出巨大的反差，无底线的狂欢、无原则的喧哗、无厘头的恶搞成为当今大众文艺的常有样态。经典文艺的失宠和经典观念的消解使得过去曾经神圣的东西变成了消费品和装饰品以供人消遣娱乐，解构了审美取向、降低了文化品位、消解了人文精神。文艺原本有的崇高品格在娱乐化的狂欢喧哗中隐匿了，“一切公众话语都日渐以娱乐的方式出现，并成为一种文化精神。我们的政治、宗教、新闻、体育、教育和商业都心甘情愿地成为娱乐的附庸，毫无怨言，甚至无声无息，其结果是我们成了一种娱乐至死的物种。”(14)[美]尼尔·波兹曼：《娱乐至死》，章艳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5年，第4页。波兹曼担心的正是文艺在消费主义浪潮中，在欲望的放任中成为庸俗的垃圾。事实上，文艺领域的高雅与通俗的存在始终伴随人类左右，两者间也似乎预设了一条不得逾越的边界。但在现代消费主义思潮的影响下，什么都可以消费成为文艺的隐性法则，雅与俗的界限日渐模糊化。称颂的人认为文化不是精英的专利，应当让芸芸众生享受。鞭挞的人认为文化应有自己的品格，不能丧失了自身的底线。文艺消费样式的多样是人类文化发展的趋势和潮流。但人们在享受丰富多元的大众文艺成果同时，绝不能忽略对大众文化发展的人文监督和边界匡正。如果对任何人任何事都抱着娱乐的态度，不仅会消解我们自身的历史，危害公序良俗，最终必定会销蚀掉我们民族最经典的精神食粮和根基。因此，恶搞有风险，娱乐有边界，这是不能被任意踩踏的底线。三、文化边界的马克思主义维度叙事马克思主义虽诞生于19世纪，但它的意义与价值却远未被理论发展和社会实践所穷尽。在与实践的对话与碰撞中，马克思主义内蕴的生命力不断被挖掘。在表层的具体理论分析和中层的社会历史理论隐退后，深层关于人本质性存在的文化精神从隐性变为显性，马克思主义的文化理论成为学界关注的热点问题。(一)超越单一经济决定论一般说来，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辩证关系及其发展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本内容之一，但绝不能将其简单教条理解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全部内容。第二国际理论家教条地把马克思学说简单归结为“经济决定论”，对此，列宁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提出了“文化革命”“文化主义”的思想予以反驳。在列宁看来，第二国际理论家错误的根源在于没有把握马克思主义中具有决定意义的革命辩证法。但由于列宁的早逝，使得列宁晚年提出的丰富文化思想在实践中夭折，苏联继续沿着“经济决定论”的哲学思维进行着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国也曾深受此种思维惯性的影响，在实践中将全部社会的基础归根到经济活动，文化、思想、意识等只是被看作“从属的”和“被决定”的位置。实际上，这种简单化地理解只看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表层，即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及其根源的批判，而忽视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本质存在和内蕴的文化精神的阐述。事实上，马克思主义理论最根本和最深层的终极关怀是人的解放，这种解放不单是经济意义上的，更多是指文化意义上，实现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马克思经典作家关于不能忽视文化在社会发展中作用最具代表性的观点是1890年恩格斯致布洛赫的信中有一段著名的话：“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无论马克思或我都从来没有肯定过比这更多的东西。如果有人在这里加以歪曲，说经济因素是唯一决定性的因素，那么他就是把这个命题变成毫无内容的、抽象的、荒诞无稽的空话。”(1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91-592页。随着中国整体实力的跃升和国际竞争重心的转换，从国家层面看，文化在国家发展与国际竞争中的地位和作用愈益凸显。从个人层面看，文化在人精神灵魂与价值意义世界存在的不可或缺性日渐提升。双重的文化困境，使得人们对单一经济决定论进行反思。因此，“经济决定论”在经历辉煌后，日渐遭到人们的批判，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在百年沉寂后渐走上历史舞台。国内有学者指出：“阐发超越经济决定论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可能性，是应对文化挑战的一个必要的理论准备。”(16)郁建兴：《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与现时代》，《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第14页。事实上，中国在实现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转变，更多是指经济意义上的，而文化意义上的富强任务依旧任重道远。因此，在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道路上，需借鉴近代以来特别是20世纪中西方文化批判理论，实现文化与经济、政治、社会的良性互动，克服单一化、偏执化、教条化思维，摆脱异化、物化、技术理性的控制，实现人的文化存在本质占有。(二)克服现代性的单向度一般说来，现代化是指显性化的经济、政治等社会发展中可量化的硬性指标。现代性是指隐性化的文化、精神等社会发展中内蕴化的软性向度。虽然人们在两者的目标设定、方案选择、价值追求等方面存在着激烈的争论，但似乎不能掩盖人们对两者的追求与向往。文化作为现代人生存的精神内核，其状况好坏直接关乎现代化的实现程度，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化最能体现现代化的内涵。现代化表现出的现代性成为不同学者们争论的焦点，经济学认为现代性在于市场经济充分发展后的自由精神，政治学认为现代性在于政治生活中民主精神，社会学认为现代性在于日常社会生活中的平等精神。事实上，现代化和现代性并不是人们抵抗的对象，问题在于追求什么样的现代化和现代性以及如何追求。对现代性的理解应该是多维多元的，任何单一化的理解都会陷入死胡同。马克思对现代性的理解在两个维度上进行，一是肯定维度，赞扬科技、理性、解放、自由的重大进步意义，对未来社会充满激情。二是否定维度，揭露异化、压迫、对立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普遍存在。但有一点是值得肯定的，“理性化”和“秩序化”的文化精神应成为人类走向未来应有的价值追求。换言之，人类走向未来要实现人之为人的文化本质存在，实现由“文”到“化”、由“伦”到“理”的精神转变。但可悲的是，现实生活中人们常常出现偏执化或单向度的文化倾向。如相信“理性万能”，坚信理性力量，把理性及其技术当作人类本质力量。如抱守“娱乐至死”，认为人类的现代化生活就是“吃喝玩乐”。中国作为后发国家，在由传统走向现代的多维转型阵痛中，不能简单套用西方的现代性批判理论去抗拒作为理性的生存方式和现代追求，不能简单搬用中国的传统文化去回击作为文明的文化精神和美好价值。而目前要做的是在追求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培养中国人现代性的文化精神，或者说渐进地使现代性的文化精神嵌入并扎根到社会深层和内在机理中，防止现代性的单向度发展及其对其它维度的破坏和损伤。如技术工具对人文精神的践踏、经济发展对文化建设的忽视、理性至上对灵魂信仰的蔑视等等。恩格斯有一段经典的论述，他指出：“他们不承认任何外界的权威，不管这种权威是什么样的。宗教、自然观、社会、国家制度，一切都受到了最无情的批判；一切都必须在理性的法庭面前为自己的存在作辩护或者放弃存在的权利。思维着的知性成了衡量一切的唯一尺度。那时，如黑格尔所说的，是世界用头立地的时代。”(17)《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23页。这种对传统秩序的颠覆扩展到极致就是“怀疑一切”“无视边界”，最终处于一种无根的浮萍状态。(三)守住意识形态的阵地意识形态是一个国家核心的文化力量，在全球化深入、现代性张力、碎片化图景的时空环境中，各种社会思潮相互激荡，呈现出多元文化交流互鉴的别样景观，同时也带来文化认同的困惑和价值选择的迷惘，给主流意识形态建设造成了巨大挑战。以微博、微信、博客等网络平台为阵地的新媒体兴起，文化生产传播消费形成了一个新颖的完整链条。在这一链条上，不仅有精英知识分子，更有普通大众百姓，各行各业的人们都可借助网络汇聚到这个大熔炉中。信息爆炸、时空压缩成为人们普遍的文化感知，打着“多元”旗帜，否定“一元”指导的有之，打着“现代”旗帜，否定“历史”传统的有之，打着“自由”旗帜，拒绝“秩序”约束的有之，打着“娱乐”的旗帜，忽视“边界”底线的有之。意识形态领域扑塑离迷的错综复杂形势，既有国内社会转型和对外开放带来的思想观念空前活跃，也有国外势力的牵制遏制和西方价值观的思想文化渗透。对此，作为意识形态教化传统重镇的新闻界、文学界、高校等纷纷举起要守好阵地的旗帜。习近平在新时期文艺工作座谈会也指出：“要重视文艺阵地建设和管理，坚守守土有责，绝不给有害的文艺作品提供传播渠道。”(18)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5年10月15日。从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看，共产主义学说一直受到来自内部和外部的干扰。从早期的“共产主义幽灵说”到第二国际的“革命熄灭论”，从上世纪末期的“马克思主义失败论”到新世纪的“马克思主义无用论”，都试图削减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削减的方式多种多样，文化交融渗透就是其中重要一环，西方国家打着“普世价值”旗帜，内藏着西方政治话语、西方价值观念，使得国人在文化开放交融的氛围中，在感受现代化带来的物质充裕享受中，没有了信仰，失去了理想，丢掉了灵魂，最终在浑浑噩噩、不知不觉中成为文化上的被奴役者。也正是在此意义上，党的十九大报告将“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作为坚定文化自信，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的首要任务，这也是新时代文化建设方略不同于以往的重要方面，为新时代加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在思想文化阵地建设提供了方向性的指导。但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文化领域的一元化指导，并不否认文化发展的多元化选择，弘扬主旋律不是走偏执化的极端，盲目拔高的主旋律往往会带来曲高和寡、自欺欺人的后果。同样，尊重多元化不是没有底线的退让，没有边界的多元化常常会造成文化沙漠、心灵荒芜的恶果。四、结语世界是由不同文化构成的立体化动态化空间，空间又被有形的物理边界和无形的文化边界所分割。有形的物理边界清晰可见，为人们所熟知，但无形的文化边界存而无影，为人们所忽略。从大文化范畴看，不同的制度选择，不同的宗教信仰，不同的历史传统等构成了文化的边界。从历时性角度看，文化边界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表现为不同文化形态的此消彼长。从共时性角度看，文化边界并不是泾渭分明的，而是表现为不同文化形态的张力存在。人本质上是一种文化的存在，而文化有自身的生态系统。在现代开放多元的社会中，既要有高雅性与思想性兼具的经典文化，更要有通俗性和娱乐性兼具的大众文化，只有“上”“下”相连，互相沟通，循环互哺才能形成一个雅俗兼得、动态多样、差异有序的文化生态。事实上，当前不同学科、不同领域的学者们多维度地对本质上体现为文化边界守护进行的种种思考，并不意味着对现代化、全球化、多元化、信息化等的彻底否定和回拒，而只是对其以工具理性遮蔽价值理性、以理性逻辑遮蔽文化信仰的批评。这种批评所期望的是恢复价值理性和文化信仰在人类社会历史演进中的优先地位，在社会大转型中开辟文化发展的新境，增强文化的魅力，而不是被技术牵着走，更不是成为经济的附庸。任何一种社会的存在，必须要靠秩序来维持，法律规则规范是硬性规定，道德文化秩序是软性规约。但两者历来都不能单独穷尽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两者只有相互补充才能相得益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文化不能缺席，过上“有尊严的生活”离不开有品位、有格调文化的浸润，离不开文化边界的捍卫和匡扶，离不开生命的诗意栖居和人文关怀。

文章来源：《文艺争鸣》 网址: http://www.wyzmzz.cn/qikandaodu/2020/1124/382.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