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号背后的中国】百花齐放 百家争鸣(4)

值得注意的是，到了1957年五六月间，随着《事情正在起变化》《这是为什么？》等毛泽东拟写或经他审定的文章的发表，全国逐渐转入“反右派”斗争。“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实行由此受到极大干扰。费孝通等人均被划为“右派”，曾受到毛泽东“保护”的王蒙也未能幸免。被划为“右派”后的傅雷，作品出版一度受到限制。所译《艺术哲学》一书出版时，出版社方面曾建议他改用笔名。但个性刚烈的傅雷硬气地说：“要嘛还是署名傅雷，要嘛不印我的译本！”受特定历史语境所限，“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所面向的对象和群体也有所差别。毛泽东曾表示：在大的范围内，让杜威来争鸣好不好？那不好嘛；让胡适来争鸣好不好呢？也不好；那末说胡适要回来可以不可以呢？只要他愿意回来，是可以回来的，让我们批评过他以后再回来，就批评不着他了嘛，批评已经过去了嘛；只有反革命议论不让发表，这是人民民主专政。

1963年1月，中共上海市委召开的各界民主人士春节座谈会，周恩来对在座的科学界、文艺界、新闻界、各党各派代表200余人提出，要“百家争鸣，薄古厚今；百花齐放，推陈出新；各党各派，长期共存；同心同德，自力更生”，大家共同努力把国家搞得更好。只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毛泽东、周恩来等人公开场合有关“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倡导，频次较之50年代大为减少。“鸣放”过程中少数人提出的一些尖锐意见，一度被视为“猖狂进攻”，由此强化了毛泽东的“阶级斗争”观念。随着“文革”的结束，1978年3月，在全国科学大会闭幕式上，郭沫若以他浓烈的诗人情怀发表了演讲：“‘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这是革命的春天，这是人民的春天，这是科学的春天！”改革开放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重新得以贯彻和执行，对知识分子坚持“不抓辫子、不扣帽子、不打棍子”，成为基本原则。邓小平曾指出：只有搞“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各种意见表达出来，进行争辩，才能真正发展马克思主义，发展辩证唯物主义；这一点，斯大林犯过错误，就是搞得太死了，搞得太单纯了。

“不到园林，怎知春色如许？”一花独放不是春，万紫千红方动人。推动思想学术的勃兴，文化艺术的繁荣，无疑需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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