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号背后的中国】百花齐放 百家争鸣(3)

“双百”方针在知识界引发了强烈反响。1957年1月，综合性学术期刊《学术月刊》在上海创刊，《人民日报》发布的消息称该刊是“在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鼓舞下筹办的”。在谈到如何使该刊贯彻“双百”时，文学理论家唐弢“提倡唱对台戏”；历史学家周谷城提出学术教育界人士应帮助后备青年赶上来、一道争鸣，《学术月刊》每期要有几种外国史书或杂志的评介。社会学家费孝通在《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一文中写道：“周总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像春雷般起了惊蛰作用，接着百家争鸣的和风一吹，知识分子的积极因素应时而动了起来。……有的敢于申请入党了，有的私下计议，有余钱要买些大部头书，搞点基本建设。这种长期打算的念头正反映那些老知识分子心情的转变。不说别人，连我自己都把二十四史搬上了书架，最近还买了一部《资治通鉴》。”“双百”方针也成了社会热议话题。全国政协副主席黄炎培在政协会议上发言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号召下我的建议，只有提高计划正确性，大家增产节约从自己做起，才能克服目前求过于供的现象。

推进“双百”方针过程中，出现一些争鸣情况。1957年1月7日，《人民日报》刊发了陈其通及其同事陈亚丁、马寒冰、鲁勒联合署名的《我们对目前文艺工作的几点意见》一文。陈其通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文化部副部长。他们在文中提到有人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产生了动摇，企图取消“社会主义”而只提“现实主义”，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创作较之以往也减少了。“自从提出‘百花齐放’以后，有许多人只热衷于翻老箱底，热衷于走捷径去改编旧的，甚至有个别人把老祖宗留下的宝贵遗产稍加整理就冠上自己的名字去图名求利。……这种只注意开老花不注意开新花，不注意去培植和保护新花的‘百花齐放’是不完全正常的”。该文引起了毛泽东的关注。在随后召开的全国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毛泽东以“香花”“毒草”作了譬喻：“在放香花的同时，也必然会有毒草放出来。这并不可怕，在一定条件下还有益”；“农民需要年年跟田里的杂草作斗争，我们党的作家、艺术家、评论家、教授，也需要年年跟思想领域的杂草作斗争”。

在此期间，马寒冰又发表了《一部不真实的作品》的文艺评论，认为王蒙短篇小说《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中所描写的官僚主义现象也许在边远地区存在，但在中央所在地北京是不可能的。因批评俞平伯“红学观”知名的李希凡，也在《文汇报》上发表文章，对王蒙小说中所刻画的真实性提出质疑。他们的文章引起了毛泽东的不满：有些同志批评王蒙，说他写得不真实，中央附近不该有官僚主义；我认为这个观点不对；我要反过来问，为什么中央附近就不会产生官僚主义呢？中央内部也产生坏人嘛！

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作了题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其中，他将“双百”方针与“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并提，倡导以此来解决人民内部的矛盾。《人民日报》不久约请茅盾写了《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反对教条主义和小资产阶级思想》的文章，批评陈其通等人的观点：“他们的文章是缺乏说服力的，批评方法是教条主义的，其结果不但不能对小资产阶级思想作有效的斗争，而且给读者以‘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原来是弊多利少的印象，给广大的、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下鼓舞活跃的知识分子一瓢冷水。”召集茅盾、巴金、老舍等文艺界人士座谈时，毛泽东认为陈其通等人无非“忧心如焚”，唯恐天下大乱。毛泽东同时阐述了中国知识分子群体“两头小、中间大”的情况，所以要采取“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政策，“现在还没有造成放的环境，还是放得不够，是百花想放而不敢放，是百家想鸣而不敢鸣”。

为促成“大鸣大放”的局面，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毛泽东本人不断召集各界人士开会、讨论。他同时走访南京、上海、杭州等地，反复说明。毛泽东为此称自己“到处进行游说，成了一个游说家”。

1957年3月，以翻译《约翰·克利斯朵夫》等作品知名的艺术评论家傅雷受上海市委委派，赴京参加了全国宣传工作会议，所讨论的议题涉及“百家争鸣问题”“知识分子问题”“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等。在给儿子傅聪的信中，傅雷颇为感慨：此次会议本属党内会议，但破天荒地请党外人士一同参加，“毛主席每天分别召见各专业小组的部分代表谈话，每晚召各小组召集人向他汇报，性质重要可想而知”。其间，毛泽东的言谈风格给傅雷留下深刻印象：“毛主席的讲话，那种口吻，音调，特别亲切平易，极富于幽默感；而且没有教训口气，速度恰当，间以适当的pause（停顿），笔记无法传达。他的马克思主义是到了化境的，随手拈来，都成妙谛，出之以极自然的态度，无形中渗透听众的心。讲话的逻辑都是隐而不露，真是艺术高手。……他的胸襟宽大，思想自由，和我们旧知识分子没有分别，加上极灵活的运用辩证法，当然国家大事掌握得好了。毛主席是真正把古今中外的哲理融会贯通了的人。”傅雷的这番记述后来经常被人引用。考虑到这些观感本为家信内容，傅雷那时对毛泽东的敬佩之情当属有感而发，某种程度上也反映出知识界的普遍心声。傅雷进而写道：“我的感觉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确是数十年的教育事业，我们既要耐性等待，又要友好斗争；自己也要时时刻刻求进步，——所谓自我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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