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全面爆发前的战时财政思想研究(3)

召开第二次全国财政会议，全面推进财政体制改革。国民党四届四中全会提出整理田赋、减轻附加的建议，后由财政部于1934年5月召开第二次全国财政会议讨论一切财政问题。会议通过了决议案凡百余，主要包括六端，即“轻赋恤农之办法”、“废除科捐杂税之办法”、“改善税制之办法”、“确定地方预算之办法”、“注重生产建设之办法”、“实行内外相维之办法”。②参见《第二次全国财政会议宣言》，《农村复兴委员会会报》第2卷第1期，1934年，第74-77页。

财政改革的重要成果之一是划分国地财政权限。第二次全国财政会议划分了中央、省、县三级财政体系，确定县为自治单位。1935年，颁布了《财政收支系统法》，县市被正式确认为一级地方财政，加上各省各县预算相继成立，使得县财政收支范围逐渐明朗，提高了县市地方财政地位。虽由于地方抵制和抗战开始，最终未能见诸实行，然划分收支系统，对以后国地税划分和地方税整理，实具有深远的影响。

继续推动印花税改革，开征所得税。1927年，国民党政府曾公布《印花税暂行条例》。第二次全国财政会议后，1934年12月国民党政府公布了《印花税法》，1935年7月又公布《印花税法施行细则》，1936年8月行政院通过《所得税暂行条例施行细则》(草案)，当年10月1日正式开征。具体政策简要如下，(1)课税范围:第一类营利事业所得，第二类薪给报酬所得，第三类证券存款利息所得;(2)税率:采用超额累进税率和比例税率，除证券存款利息所得采用比例税率按5%征收外，营利事业及薪给报酬所得均采用超额累进制，最低税率为3%，最高为20%;(3)征课方法:营利事业所得采用自行申报制，薪给所得及证券存款利息所得采用代扣代缴方式征收。

总之，九一八事变以后，国民党政府加快了财政改革，至1936年，已经初步建立起以关税、盐税、统税为主体的国家税系统和以田赋、营业税、契税为主体的地方税系统。同时，开征了所得税，初步奠定了直接税体系的基础，为全面抗战到来构筑了现代财政政策框架。

(三)关于抵制日货、废除日债

对华经济侵略是日本的既定国策，但是它注定无法得逞，我国必须尽早准备反击日本的侵略企图。侯厚培认为，如欲明瞭日本侵略东北的原因，研究比较有效的救济办法，“不得不首先明瞭日本在我国经济侵略的程度，即在我国经济投资上所占的势力”。自从明治维新以来，中国就成为日本民族的侵略对象，九一八事变“绝不是临时的事件，也不是政治上的事件，是几十年来日本苦心积虑，对中国侵略的一部分露骨表现”，目的是“掠夺中国的富源”、“极力扩充中国的市场”。日本早就把侵略目标定在了我国东北，妄图通过移民解决本国人口过剩问题，增加本国财富，日本金融资本对华投资是“侵略中国的经济武器”。“总括来说，日本供给我国的货品，为日常制造品，而我国供给日本的货品，都是工业原料;日常制造品，随时可以抵补，而工业原料，则以利源关系，非仰给于他国不可。所以无论日本怎样的投资来掠夺中国的市场，但是过程总离不了暂时的性质。假使国人始终抵制，日本在中国的市场，一定可以全部推翻呢。”［6］

李炳焕也说，“日本侵略东北，彻底讲起来，是资本主义发达到极点的结果”。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侵略东北所用的护身符即为“生存权利说”，对于这一学说，墨索里尼曾经这样说，“如果一个天然富源充足的国家阻止人口过剩、原料缺乏的国家开拓殖民地，万一为竞争生存起见，发生战争，那么天然富源充足的国家应当负责”。李炳焕说，“我们赶快准备吧，不然要被人家消灭了”。［7］

学界提出，日本对中国经济侵略的危害极大，必须采取应对手段。侯厚培认为，第一，日本对华经济投资完全是经济侵略的手段，所得到的权利，都是历年来威胁、利诱、欺骗、强占所得来的，经营的事业也早已超出本身事业范围以外。它们的手段，就是历年来用金融资本的力量，吸取中国的权利。第二，日本对中国侵略政策的成功，绝不是单纯的中日问题。日本对华所取得的经营上的权利，处处与列强相冲突，尤其是英美俄三国。第三，日本历年来努力投资所获得的市场最大，但是日本货的行销没有一种是中国的绝对需要，日本在华的市场随时可能动摇，假使中国工业发达，经济绝交就足以推翻日本在贸易上的权利。［6］53-54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共产党提出战时经济主张，强调“没收”敌国财产，主张罢工，抵制日货，对敌进行经济破坏，①《中国共产党为日本帝国主义强暴占领东三省事件宣言(1931年9月20日)》，《红旗周报》第19期，1931年10月18日。中国人民随之掀起了抵制日货运动。抵制日货运动虽未使日本有大的损失，然而对于中国来说功劳不小，有利于民族产业发展，所以，今后中国还应继续排斥日货。［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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