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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全面爆发前的战时财政思想研究(2)

来源:文艺争鸣 【在线投稿】 栏目:期刊导读 时间:2021-07-09
作者:网站采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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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是中国共产党进行抗日救国全民族战争思想的全面体现,它总括了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为挽救中华民族于危亡之中的各项政策主张,

《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是中国共产党进行抗日救国全民族战争思想的全面体现,它总括了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为挽救中华民族于危亡之中的各项政策主张,包括战争目标、战争手段、政治和外交方略、战时财政经济政策、统一战线主张、战时教育政策等,其中战时财政经济政策占大部分[1],这项政策得到了全国上下一致响应。②如可参见陈炳权:《中日战时公债政策之比较》,《财政评论》第1卷第2期,1939年2月,第11-16页。中国共产党认识到,彻底战胜日本侵略者,实行抗日救国十大政策,全体同胞必须“有钱的出钱,有枪的出枪,有粮的出粮,有力的出力,有专门技能的贡献专门技能,以便我全体同胞总动员,并用一切新旧式武器,武装起千百万民众来”,为祖国生命、民族生存、国家独立、领土完整而战。七七事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立即发出全国通电③《中国共产党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1937年7月8日)》,《解放》第1卷第10期,1937年7月12日。,再次指出“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还立即致电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④《红军将领为日寇进攻华北致蒋委员长电(1937年7月8日)》,《解放》第1卷第10期,1937年7月12日。,提出实行全国总动员,御侮抗战。抗日战争的最终目标是打倒日本帝国主义,那么没收日本在华财产、废弃日本外债、废除条约收回租界就为应有之意,唯有如此才能将日本帝国主义驱除出中国。进行全国人民总动员,参加抗战,对于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的人民,同样唯有坚持“有力出力,有钱出钱,有枪出枪,有知识出知识”的原则,才能调动全国各界参战的积极性。而“战时的财政经济政策”与“改良人民生活”两项政策,则把短期政策与长期政策加以结合,征课与鼓励生产加以结合,以经济政策和激励政策,保证财政政策的效果。

二、学术界有关战争与财政的讨论

这一时期,学界有关财政建设的讨论有很多观点,但以建立健全国防财政、进行财政税收改革、抵制日货与废除日债,以及改革货币金融制度的议论为最多。但实际上,当时的讨论并不限于提到的内容,有关战时公债、战时金融稳定都是大题目,需要专门论述。

(一)关于建立国防财政

在强敌压境的情势下,中国必须建立国防财政。褚汇宗指出,中国现阶段的财政问题,收入方面,不公平的间接税占90%以上;支出方面,不生产的军务和债务费占80%以上,国债庞大、调整无方。我国经济的主要症结,在于汇价腾贵和帝国主义经济侵略,尤其是日本帝国主义对我国政治经济双管齐下之压迫。日本帝国主义还疯狂地与美英等国对我国行使“货币权利”,并“偷运白银走私漏税和在沪发钞捣乱”,“大举其陆海空军来华,竟提出什么条件,强暴胁迫,冀收二十一条往事之效”。因此,对于当时盛行的通过币制改革来挽救中国经济的言论,褚汇宗认为这是不可能的,“统一币制虽属要务,然不能挽救不景气也。英美两国币制固一律矣,然仍不免于经济不景气之袭击也”,“若拿我国币制改革之动机被动的属外的而言,当然注意点在外汇,所以对于外汇之稳定,确是用了一番苦力”。[2]一国财政健全与否,就要以下列三条来衡量。一是国民经济是否兴盛,二是货币制度是否完善,三是财政本身有无病态。我国尤需建立国防财政,而国防财政的建立,有赖于培养税源、扩大国营事业、缩减冗费政策的切实实施。只有完成国民经济建设,才是培养税源的主要路径。但是国民经济的建设,很可不必傚欧美已行不通之纯粹的物质建设,应该保存吾国固有之文化……精神而建设。具体说来,就是梁漱溟氏所主张之彻底的“乡村建设”,它是由中国固有之精神文明,而行物质建设,庶免欧美偏颇的物质建设之弊。①此前,唐崇慈《如何打破中国财政的难关》(《民声》杂志第5卷第1期)从岁入和岁出两方面提出平衡收支的对策,吴绍鑑《怎样建立国防财政》(《中华月报》第5卷第1期)也提出具体意见。褚汇宗综合了两人的建议。褚汇宗《读二十三年度财政报告》,《钱业月报》第17卷第2 期,1936年,第13、20 页。

(二)关于财政税收改革

财政改革是我国实现近代化的必由之路,开征营业税是重要政策措施。李权时认为,中国目前已被时势所迫而踏进了近世国家的舞台,必须废除厘金改行近时代的租税制度,如保护关税、国产税、所得税、遗产税和营业税等,“这实在是督促进化的吉兆”。营业税在国地税收系统中的划分是,凡疆域大的国家,大都划给地方收入系统之内。就原则而论,凡属于享益主义的课税,应该处处划给地方政府收入系统内,而且裁厘后省库奇绌,不得不把新办的营业税划拨之。[3]马寅初对于施行营业税也迭有表扬。他说,营业税有优点,为所得税之补充税,一经完纳,永不再纳,对于营业之影响比较小,较厘金为公平。“至就政府言之,则营业税之收入比较确定,比较均匀,征收费比较少,个人负担之痛苦比较轻。收入可靠,则各项政务得依次进行,人民受益当亦不少。”[4]所以,“吾国今日创办营业税,系根据历史,并参以新学理融合而成。盖以现代各国租税之趋势,皆以所得税为中心,而以收益税(即营业税)、财产税、财产交易税及消费税四者补其不足。”[5]但现实中,单兵独进的税收制度改革,在各地均引起很大反响。以江苏和上海为例,两地商会均根据实际,提出了本地对于营业税改革的意见。江苏省各县商会提出,必须取消厘金,检讨统税特税与营业税关系,根据社会状况重新规定营业税率,营业税蠲免标准统一。上海商会对于营业税的意见亦有八条之多,如营业税应以企业为单位征收。征收不分华商洋商,税额不分国货洋货。税率应以部类纲要为标准,并制定免征和罚则标准等。[3]2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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