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宽宏 | 北四川路的左联文艺往事

1929年初中华艺术大学搬迁到窦乐安路233号，使北四川路融汇成了一个影响全国的左翼文化运动中心。1930年3月2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在中华艺术大学内成立。之后，文委相继组织成立了社联、美盟、剧联和文总，形成了统一的左翼文化阵营。

20世纪20年代末，北四川路这条苏州河北岸半租界现代街区，是南京路和福州路之外最为繁盛之地，“日夕车辆云集，行人拥挤”。“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之后的最初几年，基于中共四大召开之后这里浓厚的无产阶级革命氛围和深厚的工人运动基础，借助这块连接全球货易的桥头堡，来自海内外各地的大批左翼文化学者、作家和共产党人，把创造社和中华艺术大学迁移至北四川路底，在这里创建了太阳社、我们社、朝花社、艺术剧社、时代美术社、大道剧社和其后的野风画会，出版了大批左翼期刊、新兴社会科学著作和其他进步译著，以饱满的革命激情，在此掀起了一场波澜壮阔的左翼文化运动。这场文化运动以左联、剧联和美联活动为中心，斗争几近十年，为中国现代文学文化发展谱写了一曲壮怀激越的时代新篇章。

“左联”会址纪念馆

“四一二”后，夏衍最早从日本回来落脚北四川路。洪灵菲和戴平万9月从南洋流亡到上海，后辗转住进北四川路鸿庆坊，之后同林伯修等潮汕籍文化人在这里创办我们社。“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后，蒋光慈、钱杏邨、孟超和杨邨人等人从武汉回到北四川路，在此开办春野书店，出版《太阳月刊》。与此同时，茅盾于8月下旬从庐山回到上海秘密住进景云里；10月上旬和下旬，鲁迅、郭沫若分别从南方回到北四川路底。1928年2月，蒋光慈、钱杏邨、杨邨人和孟超等人在北四川路底创办太阳社，活动在这一带的郁达夫、洪灵菲、戴平万、王任叔、楼适夷、刘一梦和殷夫等人先后加入，形成了一支由两个党小组、20余位共产党人组成的文化生力军。

成仿吾7月底借为黄埔军校采购军用教学用品之机回到上海，9月赴日本动员一批年轻学子回国参加无产阶级革命。最早一批回来的朱镜我、李初梨、冯乃超、彭康等人会同国内外各地来到北四川路的郑伯奇、阳翰笙、李一氓、段可情、王学文、沈起予等人，构成了后期创造社的支柱力量。1928年初创造社搬进北四川路，经过酝酿，“决定采取两道防线，一方面新发刊理论性的刊物《文化批判》，宣传马列主义的学说，战斗在第一线。《创造月刊》则利用历史关系，仍保持文学刊物的特色，将重点转到文艺理论和批评方面，提倡无产阶级文学。”

1928年1月1日，《太阳月刊》创刊号出版，《卷头语》豪情满怀，“革命文学”的号角就此吹响。同日，停刊半年的《创造月刊》出版，郭沫若在此发表《英雄树》。郭文认为文艺是应该领导着时代走的，号召进步文化工作者积极参加无产阶级文艺事业。

冯乃超在创造社《文化批评》创刊号上发表《艺术与社会生活》，分析了当时最先锐的五位作家的创作情况，之后，新出版的《创造月刊》刊载了成仿吾的《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和李初梨的《怎样地建设革命文学》。为回应太阳社和创造社，3月12日，鲁迅在《语丝》上发表文章《“醉眼”中的朦胧》，拉开“革命文学”论争的帷幕。这场“革命文学”论争，历时两年之久，余绪一直延伸1932年下半年。不仅旗鼓相当的“革命文学”倡导者阵营和《语丝》派阵营发表了意见，很多局外文化学者、无政府主义者和少数几位国民党御用文人也谈了各自立场观点，使“革命文学”影响在上海和全国迅速扩展开来。这场文学论争如一声春雷，给暮色阴沉的文化界开辟了一块“革命文学”的根据地，加上中国社会性质论战的展开，在北四川路形成了一个强大的左翼文化舆论场，就连乐群书店经理张资平这样擅写情爱小说的作家也纷纷“转向”，林语堂在此出版了《剪拂集》。大江书铺、水沫书店、南强书局等进步出版机构纷纷在此成立，左翼期刊和新兴社会科学著作不断涌现。

尽管在租界和半租界内，国民党对左翼文化的管理存在缝隙，但白色恐怖仍然十分残酷。1928年在北四川路上创刊的《太阳月刊》《文化批判》《我们月刊》都不超7期被封，《流沙》《日出》《思想》《时代文艺》等文化期刊存在时间也不长。

1929年2月，创造社出版部和我们社的晓山书店相继被国民党查封，加上之前被封的春野书店，使得原先集聚在这些出版机构下的左翼文化人发生分离。白薇、沈起予和其后的段可情等人因生计问题离开北四川路，入党之后的彭康、李初梨等人则转向了“实际的地下斗争”。但另一方面，柔石、冯雪峰、沙汀、任白戈、石凌鹤等后起左翼文化骨干先后来到北四川路，进一步充实了北四川路左翼文化运动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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