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子百家争鸣的焦点(2)

儒家主张

主张从“内圣”到“外王”，注重领导者的个人修为。只要领导者的个人修养好，是一个“仁君”，就会自然而言地推行“仁政”，那么就是天下大治。

这样，根本不需要外在的强制和压迫，自然就是“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天下大治。

所以，儒家主张“王道”，念念不忘的是商、周开明时期“三百里而王天下”的盛世。

法家却不这么看，韩非子认为，如果把一个国家的希望，把人性的改造寄托在人的“道德自觉”上，简直就是太幼稚、太浪漫了。

国家的秩序需要一个统一的秩序，这就需要法，人性之恶惟有外在的束缚才能中规中矩。

所以，韩非子强调“霸道”，主张治理国家靠的根本就不是什么“道德”，而是代表着实力的“拳头”。

于是，儒家的“道德至上”和法家的“法律至上”形成了明显的对立，在中国历史的不同的时期，统治者对这两种治国方略都有不同的侧重，但总的来说，“内法外儒”、“内方外圆”成了基调。从外面看是含情脉脉的“儒”，里面却是残酷无情的“法”。

名实之辨主要集中在儒、墨、道、名四家。这里我们仅仅简略说一下儒、墨两家关于“名”、“实”关系的争论。

儒家讲究名分，所以对名分非常看重，因为名分象征着等级，等级则是秩序的象征。所以“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名分是不能乱的。

所以，儒家主张“正名”，讲究“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因为注重名分，所以注重各方面的礼仪。因为礼仪正是名分的符号化。

所以孔子非常反感那些破坏礼仪的事情，无论是“八佾舞于庭”，还是“晋文公请繁缨”，都遭到了孔子的批评

而墨子对名分的看法却不是如此，他从实际的观点出发，认为根本就不存在天经地义和一成不变的“名分”。

如果“实”发生了变化，“名”也就应该相应地变化。

墨子讲过一个故事：一个瞎子认定“钜者白也，黔者黑也”，但他根本就不知道什么是黑什么是白，他们之所以说黑白，并不是根据“名”，而是根据经验。

所以，作为语言系统的“名”不是亘古不变的，而应该根据历史事实效应来加以调整。 先是要考察“古者圣王之事”，然后才体

用今天的话来说，孔子是一个唯心主义者，强调“名”这一语言符号对“实”的规范意义；而墨子却是一个唯物主义者，他注重的是“实”对“名”的决定作用。

无论是儒家还是墨家，对“名实”之间的关系进行阐发，目的都是为了自己的政治理想服务。

但战国时期还有一个重要的派别对“名实”关系也进行了深入的阐发。这个派别就是名家。

与儒家和墨家不同，名家对“名”的阐述并不是为了服务于什么目的，完全是在玩弄语言游戏，也就是诡辩。

这种诡辩在古代西方很盛行，比如我们熟悉的“学习悖论”、“说谎者悖论”、“乌龟和兔子赛跑的悖论”等等。西方的思辨传统演绎出了思辨哲学，使得西方人很会玩弄概念游戏。

这种现象在我们古代也是存在的，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名家。

曰：可。 曰：何哉？

曰：马者，所以命形也；白者，所以命色也。命色者非命形也。

故曰：白马非马。

这段话的意思是说：白马，是就其颜色来说，马，则是就其形状、种类而言。

现实生活中，人们看到的只是白马、黑马，哪里看得见“马”呢？

在这里，“马”是一般概念、抽象概念。它是通过一匹匹白马或者黑马来体现。脱离了这一匹匹具体的白马、黑马，到哪里寻得见“马”呢？

用哲学语言来表述：“马”（一般、共性）寓存在于白马或黑马（个别、个性）之中，白马或黑马（个别、个性）体现、反映着“马”（一般、共性）这个概念。

名家的思想在战国时代很是盛行，但是最终还是衰落了，到后来甚至听不到一丝声音，而不像西方的诡辩派那样盛行下来，甚至成为了西方人的一种传统。

文章来源：《文艺争鸣》 网址: http://www.wyzmzz.cn/zonghexinwen/2020/1103/333.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