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份”的焦虑与主体的建构——第四届中国新

2015年1月12至13日，由北京大学影视戏剧研究中心、清华美院清美艺术研究会、《文艺争鸣》《当代文坛》杂志社、国际汉语诗歌协会联合主办，《海南师范大学学报》《云梦学刊》《创作与评论》杂志社、清美华艺文化机构等单位共同协办的第四届“中国新锐批评家高端论坛”在长沙举行。本次论坛的主题为“文艺创作与研究中的文化身份问题”，来自全国各地的30余位批评家、诗人、艺术家对此进行了集中研讨。与会者紧紧围绕本次论坛主题，针对当前文艺创作与研究中的“身份”焦虑、“身份”归属、“身份”重构等问题展开了激烈讨论，从不同的维度、视点、层面对这一问题作出阐释，体现出了“中国新锐批评家高端论坛”所倡导的基本宗旨——即文艺批评的指对性、在场性和主体性。 “中国新锐批评家高端论坛”迄今已经成功举办过四次，它的突出之处在于每年的议题都不一样，而且每一个议题都切中当前文艺创作与研究中的前沿问题、热点问题和整体症候。例如，去年的议题是“全媒体时代的写作边界和批评伦理”，直面当下，有较强的现实感和问题意识；今年的议题是“文艺创作与研究中的文化身份问题”，旧题新作，体现了文艺创作与研究中具体论域的接续性和发展性。“身份”一词，究其本源来讲，是英文“Identity”的汉语翻译。其实，英文“Identity”在我们汉语语境中有多种译法，最主要的有“身份”“认同”“身份认同”“同一”“同一性”，等等。随着“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的反本质诉求，“身份”研究向更加宽泛的领域延伸，在某种程度上讲，“身份认同”研究已经超越了学科界限，成为当今文艺研究和文艺批评中的关键词之一。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和细化，“身份”这一概念可以衍生出“身份”与文化、“身份”与职业、“身份”与性别、“身份”与民族、“身份”与宗教、“身份”与语言等子命题，这也正是本次论坛上批评家所热议的内容。此外，有关批评家 的“身份”建构问题也是本次论坛的重要内容。下面就将本次论坛的核心内容和重要议题刊发于此，以飨读者。需要指出的是，“身份”与文化、职业、性别……是一系列对等和平行的子命题，但介于本次论坛的集中点在“身份”与文化，所以笔者姑且将这一部分单列，其余几个方面归总，以结构上的不对称来还原本次论坛内容的相对真实性。 一、中西文化对撞中的“身份”问题 首先将“身份”这一概念与中西文化联系起来的是武汉大学的昌切教授，他将两者联系起来的媒介是“视点”，他认为视点与身份密切相关，作家的视点涉及作家的文化身份。例如，从不同的角度看，人们所看到的东西是不一样的。在山顶看看到的是一番景象，在山侧看看到的是一番景象，在山洞里看看到的一番景象。作家的视点体现作家的立场、观点和看世界的角度。1990年代的时候，学界把张艺谋导演的作品当作东方主义的一个案例，批评他用西方人的眼光看中国，他极力否认，非常反感。否认无用，反感也无济于事，他拍摄的《红高粱》等作品在西方取得不错的票房效应，的确是与他采用西方人的视点看取中国种种异态的东西分不开的。之后莫言写《蛙》、余华写《第七天》，都存在类似的情况。无论莫言、余华，还是张艺谋，他们的文化身份都是十分暧昧的，这是晚清以来强大的西方文化在中国扩散，或者说帝国逻辑在中国延伸的一种必然的表现，中国作家写作不得不迎合西方人看待中国人的眼光。从长时间段看，西方视点导致中国作家的身份暧昧问题还会持续。武汉大学的繁星教授认为在当前弘扬传统文化的民族主义的与具有批判意识的反对民族主义、反对民粹主义的两种提法中，有很多概念值得梳理。比如民粹主义，陀思妥耶夫斯基就是民粹主义者，索尔仁尼琴也是。李大钊早年的一些议论也是民粹主义的，这毫不影响他们成为世界第一流的文学家和革命家。另一方面，在西方，民族主义其实非常流行，在法国，在美国，他们那里的排外思潮一直高涨。民族主义是新世纪的一股世界性浪潮。在文艺研究过程中，能不能做到既排除所谓“弘扬”的思维，也与完全否定这种思维的做法保持距离，就成为了问题的关键。接着繁星教授举了李泽厚、贾平凹、陈忠实三个例子，从批评和创作两个方面提倡分析了上述问题的复杂性和暧昧性。他提倡韩少功所讲的“好作品主义”，把问题的研讨更加深入，超越弘扬还是批判，质疑还是否定，努力去还原作家对问题的认识的复杂性。在全球化的时代，还应提倡本土化写作，超越所谓的主义之争，这样才能使得文学充满活力。 安徽师范大学的杨四平教授认为“中国性”的这个问题如果分两大块，要么就涉及到一种文化精神，要么就是一种形式的样态，更本质上来讲可能形成的样态更集中一点。当然可能两者的融合更多，比如中国形象问题，近年对中国形象问题的研究很多，在西方的中国学者，他们根据西方人对中国古典汉学的想象，就是脱离了中国现实的语境，中国性应该是对中国问题的追问，比如说西方的诗人在他们的诗歌里面，用汉字来进行写作，庞德就用了很多汉字进行写作。西方学者在他们的学术专著里面用了很多中国古典的典籍，包括《易经》这类，但是丝毫不影响他们成为一个西方人。他们也没有什么西方焦虑，也没有西方性，也从来不会碰到这些问题，因为不管是西方的诗人，还是西方的学者，他们解决的都是他们西方的问题。中国在海外的现代文学研究者，他们好像不是在解决中国的文学问题，更多的是在解决西方理论的问题，比如李欧梵在解决现代性，夏志清的政治目的是比较复杂的，所以，中国性应该面对中国的现实问题，而不仅仅是传统的典籍问题。 北京师范大学的谭五昌教授认为，在全球化语境下，中国当代文学应与全球文化语境相对接，如此一个中国作家才可能成为一个世界性作家。在这方面，中国作家莫言的创作堪称范例。谭五昌指出，昌切教授、樊星教授在发言中提到的西方视点，实际是指作品思想精神层面的人类性与普世价值。在当下，一个真正有出息，有抱负的中国作家（诗人），他的作品中必须同时具有本土经验和全球性的视野，要把这二者有机融合在一起，才能实现自己有效的作家身份定位。安徽师范大学的方维保教授认为，在全球化的语境下，“身份”问题存在统一性的难题。不同的身份之间有紧张，有一个张力的关系。只要这个张力要保持一个适量的度，这个世界就能和谐共存。可以适当地放弃这个“统一性”难题，让各种各样的身份、各种各样的文化特色、各种各样的风格特色和谐共处，这才是是艺术的繁荣之道。中国国家画院的朱其研究员发言的题目是《20世纪中西绘画的东方主义》，他以一系列形象直观的美术作品为例，生动地阐释了20世纪绘画中的中西文化身份。 华中师范大学的李遇春教授认为70后、80后想在前辈学者、批评家的基础上再往前走一步，很重要的一个任务就是拆解那种传统与现代，中国与西方这样一个二元对立的学术思维模式。不能再完全地沿用原来的现代文学、现代性的文学的定义来做当代文学批评，还是要做一些知识资源、文化背景方面的一个整合。接着李遇春教授现身说法，从自己从事20世纪旧体诗词研究出发，主张一种贯通古今、跨越中西的复合式的学术研究方法和文学史建构方式。中山大学的郭冰茹教授认为，古典小说的叙事方式、吸取资源是现在特别是新世纪以来的长篇小说创作的一个潮流，讨论到文化身份确立的问题，是伴随着1980年代当时的西学热，在那样的一个情况下，整个中国文坛有一个现代性的焦虑，1985年前后的文化寻根运动，对于中国传统的追溯，并不是像后来文化保守主义对于正典、儒家经典或是中国传统叙事经典的回溯，反倒是对边缘化的俚语民俗的回溯。这样的回溯其实在某种程度上对文化身份的确立是一柄双刃剑，因为当时有一种提法，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但其展现的民族奇观，在某种程度是满足了西方的一种东方想象，所以，从1990年代中期开始很多作家，包括理论界考虑一个问题，怎样从中国传统的正典中汲取一些资源，来促进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郭冰茹教授用《废都》《生死疲劳》《天香》《人面桃花》几部1990年代以来具代表性的作品阐释了当代文学对中国传统叙事资源在写作技巧、结构布局、认知方式等方面的借鉴与汲取。她总结说，对中国传统的借鉴，拓展了 现代小说的写作空间，也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新的评判当代长篇小说的审美维度，在理论方面的建树还是较少，作家的创作往往是走在理论的前面。《创作与评论》编辑马新亚认为，在全球化的今天，西方文化中的启蒙理念以及非理性主义理念和各种思潮和价值体系已经部分地和本土文化交织在一起，很难提炼和区分出一个纯然的、原生态的本土文化传统和民族共同体，此外，东西方文化传统从源头上讲，并非不存在可通约的价值标准，例如对“真”“善”“美”的追求，就是关乎人类的永恒的价值诉求，这就加大了区分“我们”与“他者”的困难。尽管“中国共同体”的价值内涵存在着极大的暧昧性，但仍然可以寻求一种方法论作为支撑，来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分析性研究和区别性对待。 二、地域、民族、性别中的“身份”问题 如果说对“身份”问题的思考体现了后发达国家和后发展民族在面临强势文化浸染时的文化焦虑，并由此展开文化反思以确立本民族的文化自信、文化自觉的话，那么其中所牵扯到的一系列的问题，例如东方与西方，民族主义与反民族主义，历史传统与现实中国等，就不能采用简单的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而是要将本土经验和全球视野统一起来，将民族主义与人类主义统一起来，对中外文化资源进行分析研究和区别对待，走一条复合型的文艺发展之路。当然这是从宏观领域来讲，那么具体到本民族内部来讲，“身份”问题又会体现在由地域、中华民族大范围内的各民族、性别等所带来的差别之上，这些问题，也是与会学者热议的内容。 在强调地域文化身份时，中南大学的晏杰雄副教授用黄永玉、王跃文、李怀荪、田耳等作家的例子，总结了湘西作家一般有两种文化身份。一是少数民族身份，二是边地子民身份。湘西文化的核心精神是一种水的品格和水的灵魂。正如老子所说：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也就是说，这种道的哲学，是自然文化和原始文化的诗意表达。这种少数民族身份或边地身份，在文化上体现原始文化的代言人，体现为水的哲学，即自然哲学；在创作方法上体现为文学从生活来，从人生中来。湖北省文联文学艺术院副院长、诗人柳忠秧和湖南诗人范文胜分别从不同的角度解析了楚文化的特点与身份辨识问题。与上述学者诗人不同，衡阳师范学院的任美衡教授没有从某一个具体的地域出发来谈区域文化与身份认证，而是将处于社会地位、文化结构底部的基层作家纳入视野，呈示了基层作家的身份诉求及其焦虑。他认为一些基层作家虽然不以文学成就成为文学史的亮点，但却人数众多并且没有任何功利心，他们处在广大读者与著名作家之间，成为他们不可或缺的联系纽带，既深接地气，又为文学界输送新鲜血液，从而成为“文学土壤学”的本体构成，这是一个有研究空间的话题。诗人谭克修发言的题目是《地方主义诗群的崛起：一场静悄悄的革命》，同样强调了地域与文化身份的关系问题。诗人路云从楚文化精神内核出发，以“不”与“是”的对白与辩难为线索，通过诗人的感性思维方式较为直观地描绘出了“身份”与文化选择、生存方式的密切关系。 在本次论坛中，海外汉语写作和汉学的研究者分别为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的古远清教授、华侨大学的庄伟杰教授和安徽师范大学的杨四平教授。古远清发言的题目是“偷渡作家对香港文学的贡献”。他指出偷渡作家的文学创作实际上是一种文化身份的焦虑。港澳作家尽管同属中国作家，但澳门作家多半亲中，香港本土作家大部分则认为自己不是中国香港作家。偷渡作家对香港文学的贡献在于开拓了香港文学的表现空间，增添了文学的新品种。但“偷渡作家群”并不是一个流派概念，而是一个松散群体。庄伟杰教授认为，作为 在后殖民理论平台上被提出的“文化身份”命题，应是全球化语境中必须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可能由于传统的文学理论或者现行的很多理论，已经无法从理论上支持我们所面对的越来越丰富的复杂文学现象，借助文化身份作为提出问题、研究问题的“切入口”，在研究海外华人流散文学这个领域，是很管用的。其实，从文艺美学的角度来看，文化身份研究也是一种诗学，因为它肯定和认同创作主体的审美价值和文学存在的合理性；从文学研究的外缘来看，它应是一种语境式研究和文本式研究的相互呼应。因此，从文化身份视角来观照海外华人流散写作，将有助于揭示这一群体和个体的特殊性，或找到问题的关键，使一些纠结交错的问题在逐层审理之中，变得逐渐清晰起来。如果围绕着“海外华人流散写作的文化境遇与身份迷思”这个话题展开探讨，起码可以带来五种思考：一是，族群变迁与身份意识的转型或改写；二是，生命移植与文化身份的流变或重塑；三是，历史记忆与文化认同的变异或混合；四是，审美价值与文化角色的再造或游离；五是，跨文化对话与文化属性的辨别或归位。杨四平教授认为海外学者的身份焦虑比大陆学者的身份焦虑更加强烈，因为他们生长在异文化的环境里，感受到的西方文化霸权的压力比国内的学者、作家更加强烈。他们的这种焦虑直接影响到海外的中国学研究，学术生态生成的面貌。 在谈到少数民族作家在当前文化语境下的“身份”认同时，谭五昌教授说，对汉族文化要认同，否则影响力会减弱，也很难给现代汉语文学带来一种新的审美元素，例如，一些优秀的民族诗人，当他用汉语进行写作，便改写了汉语诗歌的面貌，极大丰富了汉语诗歌与美学的格局，这种写作非常有意义。另外一种情况，作为汉族作家（诗人），不少人对少数民族文化也很认同。例如王蒙，在下放新疆期间，自觉向维吾尔族文化学习，从中汲取营养，促成了不同文化相互交融。在这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复杂多元的文化身份认同中，有些民族作家（诗人）骨子里执着地坚守他自身的民族传统，以彝族诗人吉狄马加为例，他的长诗《我，雪豹》包含有丰富的文化内涵。作为一位具有世界性影响的优秀少数民族诗人，诗人本人化身为雪豹，拒绝汉文化的同化，保持彝族的高贵血统，保留本民族文化的根系，具有强烈的民族文化认同倾向。如果说谭五昌教授是从宏观方面对少数民族的文化身份认同问题做出阐释的话，罗如春教授则是从“语言”这一细部阐释了多民族文学表达与身份认同的关系。他指出中国当代汉语对于境内少数民族作家来说就是“第二母语”，也就是说，汉语对于各少数民族作家而言，不是外语，而是母语，是“第二母语”，从语言媒介的角度，属于多民族文学不可分割的文学载体和语言形式。在西南地区，由于彝族语言文字历史悠久，自古以来就有彝族母语作家和彝族汉语作家之分，也有既能用母语写作，又能用汉语写作的双语作家诗人，故彝族文学史一直都是两条线并行，即彝族母语文学和彝族汉语文学，这两股文脉一直延续到当代，并将继续向未来延伸。今天，在四川彝族地区仍然有着良好的彝族母语文学和彝族汉语文学的传承与发展的文学生态。罗如春教授用自己的亲身实践倡导一种彝汉双语写作方式，并进而倡导一种双语互渗、双语互动、双语互补、双语共生的双语生活方式。 重庆师范大学的余泽梅副教授是本次论坛上唯一一位从两性差别的角度阐释“身份”问题的批评家，她发言的题目是《文学翻译中作家译者的性别特征：以<老人与海>译本为例》，分别从《老人与海》的两个中文译本出发，探寻男女译者背后的文化身份问题，余泽梅副教授的这种独特的研究方法得到了与会学者的一致好评。湖南科技大学的吴投文教授则是通过对于坚口语诗学的个案研究，来探讨诗人的“身份”建构与先锋诗学发展的可能性空间等问题。诗人杨林发言的题目是 《巫蛊文化对诗歌创作影响——黄明祥诗歌身份的指认》，从梅山文化与诗人“身份”建构的关系入手，阐释了诗人独特的用思维主导诗歌的智性写作方式。 三、现实困境与主体建构 批评家的主体建构是历届“中国新锐批评家高端论坛”的核心话题。本次论坛侧重从“身份”的层面探讨这一问题。在辩难的层面，批评家需要理清“身份”与中西文化、地域、民族、性别等因素的关系；在现实的层面，批评家还要克服“身份”错位、责任意识淡薄等问题，重塑批评家形象，完成批评家的主体建构。 北京语言大学的路文彬教授结合当下的中国语境，指出知识分子应当抛弃“身份”概念，坚持无“身份”写作，承担社会责任。因为在现实生活中，每一个个体都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在不同的场合有着不同的身份，一时是知识分子，一时又是普通教授，这就区分了与白领、蓝领的差别，造成了双方在各自的人生轨道行驶，交流日益困难。这种“身份”的强调往往会带来不理解和歧视，因此作家、批评家应当坚持无身份写作，达成一种责任。在当下，过于推崇“和”文化，导致了文学的异己之声很难进入主流文学和观众视野。同时，知识分子对权力的昧崇促使众多学者、教授不以教学、著书为业，严重阻碍了知识分子的责任承担。其次，深究中国的文化源头，不难发现，中国缺乏自由的概念，知识分子总是受制于外部环境左右，呈现出不自由的状态。自由就是责任、是爱的承担，知识分子应当承担起历史的重担，坚持责任意识，用审美的眼光批判社会。 湖南理工学院院长余三定教授认为“文艺研究者”应该至少具有四个方面的特质：第一，献身学术，自觉追求学问；第二，不盲从迷信，坚持独立思考；第三，有担当精神，有自觉的社会责任感（余英时讲过“知识分子是社会的良知”，陈平原曾经提出“人间情怀”的命题，他认为知识分子保有“人间情怀”就是能自觉、主动去关心时代，关心社会）;第四，追求理想，追求梦想。然而在现实生活中，高校知识分子（内中当然包括了“文艺研究者”）存在着比较严重的错位现象，就是文化身份的认同异化了，相当部分知识分子的文化身份发生了错位。文艺研究者的文化身份的错位也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首先，由献身学术，自觉追求学问错位为努力（甚至可以说是一门心思）追求管理界批发（即行政审批）的种种标签，什么“人才工程”“基地”“团队”“项目”“中心”，等等。经济是越来越市场化，而学术和高等教育的管理则是是越来越计划化、越来越行政审批化。第二，由独立思考错位为人云亦云。现在的学术研究者是“项目化生存时代”，有项目就有一切，所以许多学术研究者不再（也不需要）独立思考，一门心思去领会领导讲话、钻研课题指南、研习申报表样品、猜度评委的嗜好。第三，由有担当精神错位于随波逐流。担当精神就是要自觉做社会的良知，甚至要有挽狂澜于既倒勇气和毅力；现在不少人却错位为随波逐流了，现在许多的学术研究者已经渐渐适应（或者说是完全适应）了当今学术管理的潮流和游戏规则，许多人是其中的受益者、得利者。第四，由追求理想错位为急功近利。有三股势力或称三方面的利益集团为了自己的利益，不遗余力地推动学术评价走向不良倾向，这三方面的利益集团就是学术评价机构、学术管理界、学术“掮客”。 中山大学的谢有顺教授认为，“身份”焦虑真的成了我们时代的一个普遍症候，社会每个人都在跟风，惶恐不安，深怕落后于这个时代。现在做文学研究也是时时处在焦虑之中，缺少平静从容心态，缺少独立思考姿态。比如高校教师每天都在填各种课题表格，大量精力都花在这个上面。再比如现在网络文学研究很热，大家一窝蜂去研究，好象不介入 就跟不上文学发展形势。网络文学到底是不真正的文学呢？这是一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问题，同样道理，精英文学、经典文学的创作与研究也不见得落伍。关键在于，批评家要坚持自己的文化立场，不能盲目跟风。 海南师范大学的毕光明教授对批评家的文学与政治身份的关系问题进行了深入解析。他说新世纪以来，很多有社会责任感的文学从业者，表现出很强的政治意识，要求文学创作要直面现实，甚至干预现实。这促使我们重新面对文学与现实的关系问题，其中也隐含着文学与政治的关系问题，因为文学与政治本来就是相互交融、互为表里的。对于文学批评来说，文学隐含着政治也就影响到文学家的站位问题，即批评家应该以政治为本位，还是以文学为本位。实际上，文学批评家拥有的是双重身份，作为一个知识分子，他可以选择国家立场，关心现实政治问题，追求社会正义与公平；而作为一个文学家，他可以选择艺术立场，关注文学自身的发展，注重审美创造，不管如何选择，都关系到批评家的身份认同。无论是作家或批评家，回避政治、远离政治都不合理，因为生活与人生都不可能与政治无关。然而，文学批评不是政治活动，因为文学的本质属性是审美，无论作家所表现的生活包含多么丰富的政治生活内容，但是，经过作家审美意识的熔铸之后，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就是艺术品。它反映的人的自由本性和对现实的超越愿望，让我们摆脱现实关系的束缚而进入更辽阔的精神世界。因此，面对真正的文学，批评家首先需要按照从审美创造规律中提炼出来的艺术判断标准对作品进行分析评价，揭示作品的思想艺术价值，从而推动文学作品的传播，实现作品的社会效益。作品分析的过程，也就是艺术生产的还原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批评家不惮于直接指出决定生活形态和人生命运的政治因素，在批评文学的同时也批评政治，在这个时候，批评家的双重文化身份得以显现。 李遇春教授对当代文学批评中的虚假繁荣现象予以批驳，他认为当代的批评文风借用1990年代末的诗歌界的讨论的说法，就是知识分子写作与口语写作，或民间写作的问题。知识分子写作，要把“分子”去掉，就是“知识”写作。这种批评更多的是炫耀自己的才学，拿很多西方的理论概念来进行知识越界评论，这是一种“知识”写作。学术批评写作不能够变成纯粹的知识写作，应该从当代优秀作家的创作里面去研究、去体验，要能够提炼出自己的一些概念和命题。就像巴赫金他们做的那样，从俄罗斯的文学或者欧洲的文学里面提炼出一些概念、术语来，而不是简单地把别人的概念直接搬运过来。当然这个难度比做“学术搬运工”要大得多。批评家的文章应该要朝口语方向来努力，就像胡适说的那样，话怎么说，文章就怎么来写，但是口语写作又不能沦为口水化写作。 总体来讲，本次“新锐批评家高端论坛”论题集中，内容充实，是学理性与当下性并重，学术话题前沿性与延续性同在的一次会议，必将对当代文艺的创作与评论起到良好的促进作用。但从长远发展着眼，本论坛有两个方面是值得改进的———即批评家的年龄构成和论坛的发言形式。随着本论坛影响力的进一步扩大，应该吸纳更多的“80后”批评家加入其中参加研讨，“新锐批评家高端论坛”的“新锐”二字才能实至名归；论坛的发言形式可以更加灵活多样，甚至可以就某一论题展开内部辩论，形成话语交锋，这样，交流的互动性才会更为充分地得以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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