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流观念的辩证对话与德勒兹褶子模型的意义(3)

其次，交流中的“自我”与“他者”关系。交流经常会处于萨特所满足于表明的状态——我是主体时，他人变为对象，而我本身成为对象时，他人才变为主体。德勒兹认为，我们会展开他人种种表现的可能性，语言是使之获得实在性的重要手段；我们认为互联网为交流中他人的存在提供物质可能，数字媒介“扮演着独特资源的角色，它实现了交流的话轮转换（turn-taking），并使得传播向其他的社会交往转变”?。

再次，交流中心灵和拟像的关系得到肯定。德勒兹反对柏拉图将影像与真实对立的观点，认为拟像就是真实。当下的数字读写、数字影像、网络直播、粉丝参与等可以理解为现代人的一种内在性的生成方式，甚至可以理解为现代人试图突破某种辖域化的逃逸行为。当然，这也面临着再辖域化问题，知识文化和欲望机制也可支配技术形成外部压力，这是福柯的褶子的内折问题，如果粉丝网红行为是被这种异化力量所控制，生命内在性的创造和生成就会遇到心灵内部不和谐的痛苦，在褶子的新的事变和攫取中会产生新的解域。

和谐模型与交流模型

塞尔认为，“一与一及多与多的关系使一与多及多与一的关系得以完全”，个体内部、个体之间和个体与世界的不同和谐关系，呈现了不同的交流模型。

首先，既定和谐下的交流。和谐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莱布尼茨所谓的“自发性”，为了从构成世界无穷曲线的一个部分里获得和谐，每个单子都在它所包含的全部世界上进行拣选。二是单子之间的合奏，由于单子的内在性、时空关系不同，明白或昏暗的情况便不同，他们构成了共存和连续的秩序。这种“既定和谐”可以作为“传递观”充足理由的隐喻，它把单子分为理性或蒙昧的等级，单子之间交流过程是有矢量的，传播的目的是为了保持一个“前定的和谐”。

其次，巴洛克式的和谐遭遇危机，新和谐正在出现。从交流角度看，“新和谐”可以消解传播沦为传递的风险。褶子是一个新的交流模型，传者和受者是平等的，既强调传者的积极攫取，也像撒播一样强调受者的主动选择。这种攫握是一种积极的游牧者的姿态，在信息超载、数字茧房和组织传播绑定的自媒体传播等层层围堵中，只有这种游牧者的姿态才能突出重围，它为被多种文化权力折叠的个体，提供了一种逃逸态度和姿态。褶子具有自足的内在性，不缺少客体，也没有固定的主体性，不断攫取的本性是为了不断的生成，褶子论为面向“撒播”和“仪式观”的交流赋予了游牧者的精神姿态，它让个体在媒介和文化丛林中不断突破固化的自我，创生积极的文化。

再次，从“多”到“一”是生成性、可能性的世界模式。对“多”的生成不是混乱，“多”背后有一个大写的“一”，“大写的一”是生命的潜在性、可能性，“多”是“拟像的生产”。新巴洛克艺术虽然失去共振的和谐，但其背后大写的“一”没有变化，只不过转换成了“一些新的折叠和新的包裹”，这是一种“新和谐”。

“新和谐”把莱布尼茨的观点颠倒过来，构成一种基于可能性的、生成性的世界模式。就褶子的外部机制而言，“多”不再受制于既定的“一”，“多”成了真正的自主的、创造的实体，只统一于生命的内在性这个大写的“一”。就褶子的内部机制而言，精神小褶通过微分机制从昏暗不明过渡到明白，物质小褶通过感觉器官形状逐渐清晰起来，混沌的“多”过渡到明白的“一”。“新和谐”使一个固定封闭的世界生成了多个可能的世界，这是一个关于世界发展的元模型。

结语

交流即生成，即可能。交流观念的建构应是为这个目的，传播研究也应借鉴这种姿态。迪兹、克雷格等认为应在传播的多元话语中建立一个基本模型，立足一个能为其他学科提供解释的“传播视角”，关注“内心世界、外部世界、社会关系、表达方式是如何通过相互作用的过程相互建构的，这种建构被描述为传播自身最好的解释”。同时，它是一种“元模型”和“对话辩证统合体”，既保持不同类型传播理论的互补性和张力，又将传播学建构成一个统合的领域。延森认为传播实践和传播研究是促进社会进步的两种“启发思维的制度”，发挥着吉登斯所谓的“双重诠释”的功能。把“褶子”转化为互联网语境下的一种交流模型，便有这样的意义，当然它也并非十分理想，比如它要进一步完善对社会连结和共同体建构合理路径等问题的诠释力。

文章来源：《文艺争鸣》 网址: http://www.wyzmzz.cn/zonghexinwen/2022/0424/523.html